入伏以来，都市的天气骄阳似火，空气里没有一丝风。还好，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我们尽享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的别样的清凉世界。

    一名年轻的女同事外出回来，一进门就向我抱怨道：“这天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快烤糊了！”我对她说：“有空调的房间你还嫌热，我下乡时，这样的天，大晌午还在铲地呐！”女同事嘴一撇：“你说话怎么像我爸似的。”

    是啊，像我和女同事父亲这般年龄的人，大都经历过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春天播种插秧，夏天锄草施肥，秋天收割打场，冬天拉土垫地。而一年四季，最难熬的可能就是伏天这段时光了。

    我所说的铲地，就是在田里把农作物旁边的草除掉。草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被锄头铲倒后，只要有一点根须留在土里，或经过雨水的滋润就会复活。所以，铲地一定要在大晴天，下雨天不铲地，铲了基本上也是白铲。不过，下雨天农田里也有可做的农活，那就是在水稻田里穿着雨衣拔稗草。

    在当知青的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会儿，每当仲夏时分，为了争时令，抢季节，我们和贫下中农一道，早起晚归地去地里锄草。基本上是“早晨不吃饭（天一亮，先到地里干两三个钟头，然后再回家吃饭），中午连轴转（庄稼饭，十一点半，吃了午饭，稍事休息，接着再干），晚上看不见（一直干到天黑，分不清庄稼和草了才能收工）”。特别是中午，趁着烈日当头，被锄掉的草，先是打蔫，继而干枯，锄草效果最好。然而我也感觉，这段日子也是农村生产劳动中最苦最累的时节。不过，时间长了，我和老乡们一样，也就习惯了，甚至觉得这个时候上工最出活儿，干一天能顶上好几天。因此，也就觉得不那么累也不那么热了。那时，农村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没有别的挣钱的道儿，只有多到队里集体劳动，才能多挣工分有好日子过。每干一天的活，大约能计10个工分，到年底核算时，一个工分能合一角钱左右。

    我下乡的地方在辽宁省东部山区的桓仁县二棚甸子公社四平大队，与吉林省集安县只有一山之隔。那里山多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都在山坡上。主要农作物有玉米、高粱和大豆。还有一小部分水稻，这可是乡亲们一年到头分得的惟一的一点儿细粮了。那时的农村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家一起到队里干活。有身体硬朗的老人在饲养点喂牲口；有养参经验的在人参园子看场子，这也是生产队惟一的副业；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生产第一线——春种、夏锄、秋收。生产队里没有闲人，学习开会都在饲养点里，生产队长更是各种农活中领头的，连生产队里的会计，大部分时间也与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干活时，大家一起说说笑笑；休息时一起打打闹闹，老乡们戏称“穷欢乐”；深秋时节，中间歇着的时候，就钻进山上的林子里采元枣子、山梨、山里红等野果子吃。遇到大热天，晚上收工了，姑娘小伙子们还会跑到山脚下的清泉里洗个澡，既凉快又解乏。回到家里，就着芸豆炖土豆，来上一大碗高粱米或大碴子水饭，一天的疲劳烟消云散。

    山区的夜晚是宁静而安逸的，尽管白天很热，但早晚却很凉爽。虽然那时没有电视，有的偏远地区连电灯都没有，但家家都有“小喇叭”。这是县广播站为每天早晨和晚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而安装的有线广播，听完了“新闻和报纸摘要”，剩下点时间就播出革命样板戏选段和革命历史歌曲。公社电影队每隔三五个月能来村里演一回露天电影，基本上是八个样板戏的舞台艺术片和“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因为没有别的文化娱乐活动，乡下人睡得早，起得也早。每晚八九点钟，伴着河边的阵阵蛙鸣和徐徐吹来的山风，他们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惬意地进入梦乡。一个看似难熬的夏天，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中愉快地度过了。

    回城之后的好多年，我仍然保持着在乡下养成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而每当这个季节，一听到年轻的后生们喊着“热啊，热——”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年代，在烈日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动情景。那时的小伙子惟一能遮阳的就是一顶大草帽，遇到山泉水，就将身上的背心脱下来在水里浸湿，然后拧干了再穿在身上凉快凉快。相比之下，现在，家家户户基本都安上了空调，再过起夏天真是清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