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古迹遗址被盗后开展抢救性发掘的案例不时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曾经轰动一时的“曹操墓”即是如此，在近日召开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针对一些参评项目也是在犯罪分子盗墓后考古工作才介入的情况，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说考古跟着盗墓走，有失公允。

    据了解，当前我国考古工作的重点仍是基本建设考古，国家文物局每年审批的考古发掘项目中有近90%是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三峡、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国家重点基本建设项目都把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工程建设规划，如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白鹤梁古代题刻进行原址保护，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下博物馆，体现出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珍视，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前瞻性课题研究和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点工作，国家文物部门还开展了多项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学术性的考古发掘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果，大大促进了考古学理念、方法和技术的进步。例如在今年入围终评的项目中，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就属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遗址，隋唐洛阳城明堂与天堂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发掘是为配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发掘是为配合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其中，长沙铜官窑遗址在发掘中进行了数字考古实践，对重点遗迹区进行三维精绘和雷达探测；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发掘收集的大量自然遗物标本为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食物结构和动植物遗存的文化含义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

    但与基本建设考古相比，我国每年开展的主动性考古工作仅占考古工作总量的10%。于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很多重要考古发现都是因为盗墓活动才“重见天日”的。

    “说考古跟着盗墓走，这是很不科学和有失公允的。”对此，童明康态度明确。他向记者解释道，一方面，国家已经组织开展了3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工作，登录遗址、墓葬和文物古迹80余万处，很多重要遗址和墓葬都已经记录在案，出版了文物地图集等一系列出版物，并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像此次参评的内蒙古魏家窝铺聚落遗址就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的遗址；另一方面，按照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我国文物工作方针的要求，原址保护仍是古遗址、古墓葬的首选保护方式，应尽可能减少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人为侵扰。“国家严格控制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尤其是对帝王陵寝和重要墓葬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因为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确保文物安全和永续流传，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挖可不挖的，尽可能不挖。比如去年被盗的秦东陵大墓，墓在哪里，文物部门都是知道的，只是没有对它进行发掘。”童明康进一步指出，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严厉打击盗墓活动，从而加强文物执法、确保文物安全。

    其实，民众这样的言论反映出的是，今天的考古工作已全方位融入到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各领域，服务对象和目的日趋多元，考古成果向社会的转化被极大推进。对此，考古工作者们也有深刻感受：民众关心的已不单是考古工作的成果和结论，还更加关注考古工作过程本身，想要知道考古学家如何得出结论，了解这些结论是否科学、合理。有鉴于此，“讲实话，不推诿”是童明康对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希望，他说，大家应该充分重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要树立服务意识，关注第一时间的导向把握，以专业、科学、严谨的知识，诚实守信地解答社会对考古学和考古工作的疑惑，及时向社会公布考古工作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入围此次终评的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就在发掘过程中适时进行了电视直播，向公众展示和传递了考古发掘工作的保护意识和严谨科学，取得了遗址保护和公众考古的双赢。“我们不仅要将考古出土的文物和研究成果尽快公诸于世，也要使考古工作的整个过程尽可能地面向社会。可以在确保文物安全和考古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安排公众参观考古发掘现场，并通过多种形式向大家宣传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争取社会各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童明康认为，主动揭开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神秘面纱，通过媒体向民众普及考古常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已成为新时期考古工作者需要承担起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