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流水逝不回，云鹤俱空笛魂在。今年4月，赵松庭先生逝世十周年了。这位曾被周恩来总理誉称我国的“江南笛王”，乐坛上技艺高超、影响深远的巨匠，音乐界备受人们爱戴的师长，人们对他生前的光辉业绩，立身行事乃至音容笑貌，脑海里，莫不留下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1956年8月，赵松庭随浙江音乐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大会演，他以一曲自己的杰作《早晨》一鸣惊人，轰动京城。不几日，会演领导小组要挑选一台优秀的节目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赵松庭的笛子独奏《早晨》，自是他们心目中的“盘中珠玑”。当赵松庭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时，由于心潮澎湃、激动异常，在乐曲的最高潮处，作了即兴性的充分发挥，将作品的艺术意境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旁聆听的周总理，不时脸露笑容，频频点头，示意演奏得非常成功和出色。这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幸福情景，在赵先生的脑海里久久地梦萦魂绕，永生难忘。可治学严谨的赵先生，在日后的回忆中却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失败’的演奏”。显然，他之所谓“失败”，分明是大师的自谦之辞，也正是他常说的“艺无止境”。

    上世纪70年代末，“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从此，赵先生焕发青春，重登舞台。他将潜心创制的“排笛”在上海首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实践试奏，一举成功。那《婺江风光》的旋律，时而冲上虚无飘渺的高音区，时而跌宕石沉大海的低声区，由于大大拓宽了音域，加强了音乐艺术表现力，作品的内涵描绘得如诗似画，耳目一新，甚得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的高度好评，并在上海《文汇报》上以《吹情》为题，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

    1998年9月，赵先生应东阳市婺剧团之邀在“振兴婺剧”座谈会上作了一席幽默风趣的讲话。他对“笛王”之称独有见地的解释说：“这‘王’字，绝不是称王称霸的‘王’，而是头顶一个‘一’字，下面一个‘土’字，说明我没有上过洋学堂，是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并说他几个较成功的作品，如《三五七》《二凡》《花西皮》等，都是根据婺剧曲牌改编的，是地地道道的“乡土货”。进而他又强调“正因为‘土’，才能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正因为‘土’，才能跻身于世界的艺术之林。像笛曲《三五七》，不但列为国家经典，而且飘洋过海，走向世界。”接着，有人问他对“循环运气法”的应用与“排笛”的创制问题，赵先生又像拉家常似的说：“其实这些都是民间的‘土办法’，不足为奇，你看排笛只是像农民将柴爿用藤把它捆起来而已。‘循环运气法’，那是我将民间艺人吹唢呐的方法移植运用到笛吹上来。”一席话，说得多么的平常、实在而谦虚。赵先生的品格真如“身在云生处，胸怀足下土”那么的非凡而崇高。对于如此简单的“土办法”，千百年来，为什么人家想不到他想到？为什么人家办不到他办到？这不是“百年今始破天荒”的空前创举吗？不是“平凡之中见伟大”吗？

    2000年，他的好几个准备投考中央音乐学院竹笛系的学生，其中一个是他的亲外甥，他们一起在赵先生那里“励兵秣马迎大考”。赴试前夕，赵先生态度十分严肃地对他们说：“考试是靠真本事、硬碰硬的事，你们任何人，不许把我的名字搬出去。”于彼时，社会上正弥漫着“考场内外作弊者有之，拉关系者有之，徇私情者也有之”等不正之风，而赵先生的治学态度竟是如此的严肃认真，实在难能可贵。

    还有一次，赵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时，我偶然接到一封他从北京寄来的转交信，其内容原来是一位青年笛子爱好者，去信托赵先生买笛膜。很多人认为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去打扰工作繁忙的大师，好意思吗？然而，赵先生却慎重其事，特抽时间去长安街为他购买笛膜，回来后，笛膜和复书一并寄来，叫我转交。

    虽然小事一桩，倒也说明了乡宜厚重的赵大师，对青年笛子爱好者是如此的关爱、支持与帮助，从中更体现出赵大师具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高尚品格。

    赵先生的动人事迹不胜枚举，就此撮其二三事端，足以展现赵先生的为人处世、思想品德。

    只婉惜，在艺途上前进的赵先生，曾几度身处逆境，步履为艰。以致造成“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的反常之景。然而，他在“笛艺生涯六十春”中却表现出“遇挫不馁，临逆奋进”的精神。为了党的文艺事业，在一系列的创作、教育、科研中取得辉煌的成就，作出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值此逝世十周年，赵先生的门下高足，好多成了当代笛艺领域中的“掌门人”：科研上，有人创制了“八音孔笛”发新声；经典笛曲《三五七》成了世界十大名曲之一等。赵先生，你不仅桃李满天下，自有后来人，而且“新莺清于老凤声”。我所说的，足慰你含笑九泉，安然长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