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第二届中国电影文学论坛上指出

电影最难在编剧

    编剧是电影故事、人物以及台词从无到有的第一创意者，电影的现实文化内涵、人文关怀、美学品质都首先取决于编剧这个环节。正如著名编剧王兴东所说：“电影是一次性消费内容，必须要不断地创造新故事、塑造新人物，不断地求新求奇，难在剧本。”在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电影编剧应当如何面对新形势，又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电影文学论坛上，与会的众编剧、学者共同探讨了这一话题。

    本次论坛作为第二届“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本推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电影大发展与编剧的责任”为主题，历数过往优秀的中国电影，无一不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无论是《神女》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还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战争年代的控诉，抑或是《天云山传奇》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每一个动人的故事里，都蕴含着编剧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思考。“现在的电影里充斥了太多的娱乐，却缺失高尚的人文精神，患上了‘文化贫血症’。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很多卖座电影其实都没有根，它们就像断绝了文化源头的浮萍，只负责提供笑声，不能引发任何思索。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指出。

    “接地气，有人气”，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衡量一部剧本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一部好电影，无论是超现实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归根到底都是在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焦虑与困惑，表现他们最真实的喜怒哀乐。”尹鸿说。编剧刑原平则从创作的角度，指出中国电影应当回归新现实主义传统。“新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流派的标签和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文化责任的表达。”刑原平说。

    当下的中国电影该如何走出“叫座不叫好”、“票房越高越挨骂”的惯常境地？与会编剧、学者一致认为，还是应当先从剧本着手。

    近年来，随着全球科技的发展，电影制作的技术水平快速提升，中国电影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重视造型、影像和景观的同时，很多中国电影却轻视和疏离了电影文学。对此，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电影对文学的疏离，使得剧本无法支撑影片的内容和人文情怀，这是当前中国电影存在的最大问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电影作品都应该以内容和创意为王，以编剧为重。”

    尹鸿则对时下很多电影编剧的创作态度和创作观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过度的商业化导致中国电影剧本的创作太过草率。一些很好的题材，比如《孔子》《赵氏孤儿》理应用更长的时间去打磨剧本。然而，由于商业进程的限制，很多电影只能仓促投拍，其结果就是，近几年出产的国产影片几乎没有哪一部是无懈可击、没有硬伤的。”尹鸿说，“此外，国内编剧的专业性也急需增强。一位编剧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对剧本的专业性进行提升，也就是说要为作品设置一个高于普通观众的门槛。在当下，仅凭叙事技巧已经很难超越普通观众了，编剧必须要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去研究自己要表现的题材，这种专业深度的增加会大大增强编剧对叙事的掌控力。现在的好莱坞主流电影，比如《盗梦空间》《社交网络》《黑天鹅》都十分明显地体现出编剧的专业性。”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前行，类型片这一与产业化密切相关的电影形态，已成为众多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中国电影的类型化程度到底是太高还是太低？中国电影应当怎样建立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类型电影体系？与会的编剧、学者各抒己见。

    《唐山大地震》的编剧苏小卫首先对“类型片”和“类型化”做出了区分，她认为，类型片是从完成品的角度去为电影产品分类，而类型化则代表着一种剧本创作方法。“一些编剧在写作时，会简单地以类型化的手法去创作，即便一些题材并不适合写成类型片，他们还是会以十分类型化的方式去建构故事和人物。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因为如果所有编剧都以这种方式创作，那么我们的电影早晚会变成千篇一律。”

    曾创作过《人在囧途》的年轻编剧田羽生也讲述了自己遇到过的困境：“一些投资人会要求编剧把不同的类型元素和多方面的想法融入到同一部影片中去，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编剧费尽周折写出来的剧本却往往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中国电影要真正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要培养一批更加尊重编剧，也更加懂得市场需求和类型细分的专业投资人。”

    尹鸿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类型电影存在的问题：“类型电影一定是封闭的，它必须要预设某种假定性，并让观众对这种假定性深信不疑。中国类型电影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假定性的选择和控制远不够专业。以《西风烈》为例，这部影片从风格、节奏和视听角度看，都是一部标准的类型片。然而，编剧却为影片设置了一个偏写实的社会化题材，这个题材的封闭性和假定性都严重不足。当《西风烈》选择通过类型片的方式去描述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时，所有的假定性都会被打碎，于是，在写实和假定性中‘摇摆不定’的观众，便会觉得剧中人物的行为和状态十分不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