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述木刻版画拓片（局部）

    一件木刻年画印板，记录了100年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艺术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堪称一部简约的辛亥演义。 

年画中的辛亥演义

    梨枣图画，是中国的传统艺术，它们以生动流畅的线条，传达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珍藏的一件木刻年画印板，以6幅图画，描绘了1911年10月18日至1912年4月9日间的辛亥革命大事。

    这块由黄陂民间艺人创作于民国初年的辛亥革命年画木刻印板，长63厘米，宽22厘米，厚3.5厘米，是1979年从黄陂农村征集到的，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印板阳刻，分正反两面，每一面各3幅图画，共刻画人物77个，其中有姓名和标示身份的23个，基本汇集了辛亥革命前后军政界的要角。阅读这块年画印板，100年前发生于中国的那场划时代的革命历历如现。

    外国领事与民军“举手见礼”

    年画正面上端镌刻“开国孙黄黎都督”，下方依次排列3幅图画。

    第一幅题为“汉军在刘家庙大战北军得胜，在洋街六国恭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在武昌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第八镇统制张彪则率残部退至汉口刘家庙一带，等待河南援军，以图反攻武昌。为消除对武昌革命政权的威胁，鄂军都督府组织民军开赴汉口，于10月18日、19日在刘家庙战胜清军。

    刘家庙首战告捷，显示了新兴的革命政权的力量。驻于汉口的各国领事经会商，向武昌革命军政府发出照会，宣告“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这是武昌起义后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中立布告的发布，客观上承认了革命政权是和清政府对等的政治实体，抬升了武昌革命政权的地位。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记录：“午前十时，驻汉英、俄、法、德、日领事，公派英人盘恩持一公函送至武昌军政府，面晤黎都督。说明各国甚欢迎中国国民军之勇武文明。在武汉之外侨，又承军政府之保护，极为感激。故特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

    年画即以上述史实为背景进行创作，画面一方为民军，另一方为日本、俄国、英国、德国及法国等国，均作两行排列，双方“举手见礼”。

    谁是内奸？

    第二幅为“民清激战”。闻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调兵遣将，派陆军大臣荫昌指挥北洋军沿京汉铁路南下，水师提督萨镇冰带领军舰溯长江而上，抵达汉口，夹攻革命军。革命党领袖黄兴被推任为民军战时总司令，开始了阳夏保卫战，他在汉口满春茶园设立指挥部，率部与清军血战兼旬。而武昌起义的骨干徐少斌（又名徐兆宾）在阳夏战争期间的事迹，据战事亲历者回忆，“10月20日，徐少斌率队前进至三道桥以北地带，向清军阵地猛扑，不料遭到清军伏击，徐少斌身中机关枪弹数处，壮烈牺牲”（龚松珊：《在汉口激战的十六天里》）。

    此幅画面就是以阳夏战争的宏大场面为创作题材，将民清双方代表性人物绘入画中。尽管部分毁损，但图案依稀可辨。画面中双方泾渭分明，一方为一身戎装的“黄兴”指挥的民军，他身旁站立着“徐兆宾”；对方是文官模样的“荫昌”指挥的北洋军。双方枪炮互射，战场硝烟弥漫。值得指出的是，画面中并肩作战的黄兴和徐少斌，在史实中并未有过交集。

    第三幅为“黎都督杀汉奸”。阳夏战事紧急之际，民军方面的前敌指挥因伤亡频易其人。10月26日，前新军协统张景良主动请缨，由于此前他曾反对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并不相信，他声称愿以全家为人质，戴罪立功，因此被保任为前敌总指挥，并即刻到汉口设司令部。10月27日，清军分三路进击，民军全线迎敌。张景良事先给部队装备弹药不足，士兵到专管军需的罗家炎处领弹药，罗家炎以未得命令为由不予发放。后民军溃败，张景良、罗家炎被杀。年画即以此为题创作，被指为内奸的“张景良”、“罗家炎”，一个被绑在柱上，开膛破肚，“椎心嗑血”；一个被踩翻地下。都督“黎元洪”亲自行刑，大帅“黄兴”挥刀助威，大谋士“汤化龙”在一旁观刑，画面反映了革命党人对通敌叛变者的满腔怒火。从历史上看，张景良通敌属实，而关于罗家炎是否为内奸，则时人说法不一。

    辛亥革命战场上有飞机？

    木刻印板背面顶端楷书“扫除满奴去旧仇”，下面依次有3幅图画。第一幅题为“蓝天蔚大战山海关”。武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在东北充任清军第二混成协统领的蓝天蔚图谋发动新军，号召同胞“恢复关东三省，共图推倒清政府，辅助民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当此之际，河北滦州张绍曾所部第二十镇革命党人，在施从云、王金铭等人策动下，拟推举总兵王怀庆为都督，于1912年1月3日宣布起义。

    此幅即是以蓝天蔚东北起义和滦州起义为主题进行创作的，表现了蓝天蔚、王怀庆领导的革命军与东北赵利生（又名赵尔巽）、张作霖为首的清军在山海关外激战。

    有趣的是，画中出现了一个驾驶飞行器的革命党投弹手刘德胜，为了让人明其所以，特地刻字“刘德胜坐飞行机放炸弹损北兵无数”。辛亥革命期间飞机有没有在战场上使用？答案是否定的。但当时确实已出现了一些预备用于战事的飞行器。1911年11月，广东军政府成立飞机队，飞行家冯如为队长，本拟随军北伐，但清政府迅速倒台，未能派上用场。据黄中垲在《辛壬闻见录》中介绍，袁世凯也是借飞机一事，说民军有“飞机翱翔空中，来去无端，炸弹一掷，则京师将立成齑粉”，虚声恫吓隆裕太后。这位湖北黄陂的年画家大约也知晓以上新鲜事物，就形诸画图，希望这种新式武器能在“刘德胜”的驾驶下得胜而归。

　　隆裕太后拱手交国印

    印板背面紧接的第二幅为“宣统返印归汉”。面对各地纷起革命军的局面，清政府顾此失彼，而受命全权指挥清军的袁世凯也趁机逼宫。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无奈之中发布退位诏书，自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寿终正寝。这幅年画基于史实使用了老百姓容易理解的形象化表现方式：“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也就是1912年2月12日，“皇宫院”中的“隆裕皇太后”手牵年幼的“宣统王”，由一旁环伺的“恭亲王”、“摄政王”、“庆亲王”等皇族亲贵，拱手将状如圆球的国印，交付给“东洋人”见证的荷枪民军，自此清朝帝位“失统绪，不再传”。在一角的“袁世凯”布衣装扮，戟指大印，暗示其将“独立北京”。在艺术家寥寥数笔的勾勒中，已经将这段重大事件极为艺术性地交代得清楚明白。

    最后一幅是“孙首领至湖北”。1912年4月1日，孙文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一介公民身份，访问各地。4月9日，他首途武昌，“调查战绩，凭吊忠魂，伤痛瓦砾，督促建设，哀念流离，抚恤疮痍”，以表达他对武汉军人、商人和民众的感情。

    年画表现了这次中山访鄂盛事，“壬子年二月二十三日”，即1912年4月9日，“武昌城汉阳门”码头外，“楚北大都督黎元洪”、“楚南大都督黄兴”戎装带领民军，列香案，排队相迎西装革履的“孙汶”，其时旗帜招展，“黎元洪”、“黄兴”一侧出现五色旗、十八星旗、太极旗，“孙中山”一侧则出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对比史实，孙中山入城由文昌门，而非汉阳门；大概画家想合理处置黎元洪、黄兴两人地位，于是假想出“楚北大都督”、“楚南大都督”的名称。实际上，孙中山访问湖北期间，黄兴也并不在武昌。比较有意思的是，年画中称孙中山为“孙汶”，“孙汶”是前清政府对孙中山的丑诋，把“文”加上三点水，污蔑孙文是流泛于波涛的海寇，自此“孙汶”就见诸清政府公文，当时报纸、著述也照抄转录。显然，年画作者大抵不懂这是骂人的称呼，因而把它赫然刻写在年画中。

    从艺术角度看，这块木刻印板线条流畅，清健有力。构图和谐对称，善用对比手法表现史实，富于平衡感。人物繁而不乱，疏密有致；叙事图文并茂，井然有序，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从史实上看，它记录了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艺术再现了100年前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不可否认，作为艺术创作，其表达史事不够严谨，甚至与事实出入很大。如王怀庆不就都督之职，反而带兵镇压了滦州起义，版画中将他划入革命营垒，不免是重大疏失。但作为一种关于辛亥革命的民间记忆，这块年画木刻堪称是一部简约的辛亥演义。

    这幅年画表述了武昌起义后的诸多大事，也给人留下一个疑问，何以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首义未能展现呢？这是艺术家的疏漏么？笔者有幸在一个收藏家处看到了相似样式的木刻印板，其中就有表现武昌起义的画面，想必这样的黄陂木刻年画印板原本就是一对，如果两块能合璧，那将是一部完整的辛亥演义了。

何 广（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