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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1月22日的《文汇报》时，见到一条消息：《文汇报》老报人梅朵逝世……这真是出乎意外！因为他在医院疗养多年，一些看望过他的人说，他的身体状况正常，而且还见他写文章发表，前些年还寄给我一册新出版的《梅朵文艺评论选集》，便一直以为他不会有什么事，或许心情好了，还会出院回家的。可他竟突然去了！离开这茫茫尘海了！
愿他在天之灵一路走好……
他是《文汇报》资深报人，做过报纸的副总编辑，主编过报纸的各种副刊，创办了《大众电影》《大众戏剧》《文汇月刊》等国内著名刊物。同时，他还是从上世纪40年代之初便开始写作影评而且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著名电影评论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参与创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创建者之一，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名誉会长。
这位资深老报人和杰出影评家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和我国其他不少知识分子一样，他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但这并未改变他为人的正直和对所从事的包括影评在内的工作的热爱，对社会人生理想追求的坚定信心。
这几天脑子里一直浮现梅朵文质彬彬的身影，及他真诚亲切待人、说话和颜悦色的情景。他也有严厉的时候：在和他一起到成都参加一次电视研讨会时，我拿出一支香烟来抽，未料刚抽一口，他见了便伸手一下从我嘴里拔出就扔掉，之后却又若无其事般和我坐在一起。他就像兄长一样待我。
我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之初，才和梅朵相识的。那时上海有一位电影导演，用了我的名字写文章攻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发表在《文汇报》上。表演系的老师也觉得奇怪，都以为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于是我便托《文艺报》的唐达成找他在上海的朋友，向报社了解真相。唐达成当时便打电话给梅朵，查清了这位导演的行为，弄清了问题。我除了感激达成的友情外，自然也感到梅朵助人的热情。然而尚未和他见面，对他也知之不多。只是他和钟惦棐、罗艺军等一起创建了电影评论学会后，在一些电影会议和影评工作中才见面，并由于一些见解、爱好的相同，逐渐成了忘年的朋友。
我和他都认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要反映现实的真实，既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传声筒，也不是庸俗的娱乐玩艺儿；既要突破陈规不断创新，又不可只在形式上花样翻新、远离人民大众，不可迷惑人民，不让人看清现实的真相。
那时我在他创办的《文汇电影时报》上经常发表评论文章，不久，影视领域出来一些关于电影评论广告化、影片娱乐化的争辩和讨论。有一位著名的电影评论家、翻译家，也公然写出了要“匡正”影评“任务”，让影评只为影片作广告宣传而无须“赞优批劣”、无须思想艺术分析的文章，并先后在《文艺报》《文汇电影时报》发表。梅朵赞成发表此文，开展争鸣，但不等于赞成作者的观点。于是我应他的邀约，也写了篇《匡正什么》发表在《文汇电影时报》上。
我和他都不赞成电影评论广告化，但也厌恶那种高高在上以“权威”自居的无视影片和社会实际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厌恶那种“钦定”式的棍子评论——特别是对影片捧杀和压杀的评论。他写的影评，对影片无论好坏都有具体分析，这有他的评论文集为证。
我们不认为成了一种艺术的电影只是一种娱乐的玩艺儿，不赞成庸俗的娱乐化；但也并不认为作为一种艺术的电影不应有娱乐性。我们只是反对专事宣传娱乐降低电影社会功能，用以误导观众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位文艺界的老前辈说到梅朵写影评的一些往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八千里路云和月》《松花江上》《无名氏》《遥远的爱》等上映以后，在国内外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梅朵和其他同志发表了大量热情洋溢的文章，高度评价这些影片反映现实的巨大成就。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文人对进步影片进行穷极无聊的攻击时，我们影评界的同志就著文章予以回击。梅朵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最热情的一个。同时他还介绍了国外一些优秀影片如《居里夫人》《魂断蓝桥》等，都作了思想艺术上的具体分析。
出于高度的事业责任感，他对一些有严重错误倾向、消极影响的新片提出批评，在他主编的香港《文汇报》的《影剧周刊》中展开讨论。对美化汉奸、特务、粉饰叛卖投降的电影如《天字第一号》等和宣扬低级庸俗等腐败思想的新片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现在的影评人可以想想的。
这位经历了数十年风雨坎坷的电影评论家，在谈到怎样写影评时，说了自己的体会和坚持的原则。他认为，作为一个影评人，最重要的是要能坚持真理，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为“风向”所左右，也不为“小道消息”所干扰。也许由于自己水平所限，说了些不尽正确的话或过于偏颇的论断，但决不发表违心之论，不能失掉一个影评人应具有的起码品质，不作拉拢关系、进行吹捧的丑事。
他这些话是多年前说的，我以为现在更有发人深省的意义——现在的影视界，还有多少人能坚持真理，不为“风向”左右，不拉拢关系，不进行吹捧的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文如其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在风雨坎坷中度过的。
而名为梅朵，不也恰好说明：作为“岁寒三友”之一的梅的高洁清香，是来自风雪严寒的么？
梅朵去了，梅的清香仍留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