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批评对于戏剧创作与演出以及整个戏剧艺术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不仅能够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对戏剧实践做出理性的评判，而且基于批评家深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以及对现实生存犀利的洞察能力，戏剧批评也能够以开阔的宏观视野对戏剧艺术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做出更合理的判断与展望，最终促进戏剧艺术乃至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然而，当下的戏剧批评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戏剧批评的形象和信义也似乎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那么，戏剧批评失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正如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求回到事物本身一样，寻找戏剧批评失效的原因必须回到戏剧批评自身，回到戏剧批评从业人员以及所处的舆论环境自身。

    各级戏剧家协会以及各省市艺术研究机构等主办的学术期刊，应该是戏剧批评从业者进行学术争鸣、表明立场、阐释观念、发出声音的主战场。然而，在当今商品经济以及权力话语的双重压力下，考虑到刊物自身的生存，大部分戏剧期刊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招安”。为此这些刊物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相似的面孔，一种相似的编辑模式：除了腾出一定的版面推介新剧目、名演员之外，剩下的版面才是所谓的戏剧批评的空间，而这好不容易争来空间的戏剧批评又大都呈现一种“不及物”状态。这种“不及物”的戏剧批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年终总结”式的归纳批评。戏剧界每年大大小小的比赛、评奖此起彼伏，而赛事完毕后的归纳总结也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当这种总结变成了一种程式，总结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何况即使“总”有所“获”的相类似言论又有多少创造性、学术性可言？这种平庸无能的“文体”成为批评者掩盖其对作品的解读能力、阐释能力和审美判断能力低下的有效手段。

    二是隔靴搔痒式的“赞歌”批评或“骂评”。许多当下戏剧艺术类期刊的相关栏目，可以说正是懒惰、平庸的批评界热衷于这种平面化的、偷工减料式批评的佐证。这类批评有一定的信息量，对作品的反应比较敏锐快捷，对作品的故事和基本艺术特征也有大致恰当的概括，但是它们无法或者说根本无力对其作出令人信服的深度阐释，根本无法企及戏剧艺术、文学精神以及人类自身的灵魂高度。戏剧界以及整个社会对戏剧批评所谓“缺席”、“失语”的指控大多由此而来。

    三是剧作家或其他创作人员创作谈式的批评。剧作家或其他创作人员的创作谈是创作者创作过程中心路历程的感性显现，是他们对人生、对人物、对艺术创作本身真实的心灵感悟。这些感悟也许给批评家、给观众和读者某些启示，但是这些感悟带有浓厚的感性和主观成分，难以做到对作品作客观、冷静、理性的评析，更何况作家想表达的往往与他已经表达出的相去甚远。

    “不及物”作为一种病症，伤及戏剧批评已久，而真正的“及物”批评却越来越罕见。那么什么是“及物”批评呢？“及物”批评应该是剧作家、戏剧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呼应与对话，是他们灵魂的碰撞和精神的拥抱。它体现了剧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面对鲜活的戏剧艺术时的对抗与包容，它使戏剧作品的生命在批评中得到激活与再生。那么，戏剧批评从业者如何做到这样的“及物”批评？也就是说在当今戏剧界，戏剧批评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真正的戏剧批评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审美品格？我认为，主要不是苛求大众媒体从业人员职业操守的提高，也不是单纯地期盼外界对戏剧批评家的关注，而仍然要从自身存在的问题着眼，切实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戏剧批评家必须坚持戏剧批评的独立意识，坚持批评主体的独立意识。戏剧批评在新的戏剧现象以及新出现的问题面前应该观点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不受任何权力话语或非艺术因素的牵制和规训，它要求批评家表现出足够的诚实、勇气以及理性求实的态度，要求批评家以一种学理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严格审视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考辨其在戏剧艺术史上的位置，如此，才能使批评实践得以不断开展和深入，才能取得有恒久价值的批评成果和艺术见解。

    其次，重建当代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权威性，更新戏剧理论与批评的知识和方法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文学（主要指小说、诗歌、散文等）批评还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走马灯式的借鉴与吸收过程，那么戏剧批评除了在80年代初出现过昙花一现的、局部的更新迹象以外，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戏剧批评之所以为人们所看低，在很大程度上，与它本身的理论水准和知识结构的陈旧和僵化有关。长期以来，许多戏剧批评家的理论依据与思维方式仍然为社会学和伦理学——甚至是庸俗的社会学和僵化的伦理道德观念——所暗中支配，致使戏剧批评远离了它所遭遇的时代精神，削弱了切入当下鲜活的戏剧创作和艺术现象的力量，更不能有效地解决新的问题。

    更新戏剧乃至整体艺术的理论知识，我认为主要是在创造性地继承我们优秀的文艺批评传统的基础上，更广泛地吸收西方当代新的理论批评成果。当下我们无论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还是竭力倡导回归民族传统文化，其出发点不是基于阿Q式“先前阔”的一种狭隘的民族自尊，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致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创新，最终目的是提升我们传统文化的免疫力和生命力。当然，构建新的理论批评知识，并不意味着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理论批评观念，更重要的是要与中国艺术理论批评直接面对的难题相结合，与中国艺术创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内化为我们艺术理论与批评鲜红的质素和血液，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当今中国艺术理论与批评事业的长足发展，这样的理论与批评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其三，正确处理戏剧批评与戏剧创作（这里不仅包括戏剧文本的创作，也包括戏剧表演艺术以及相关艺术的创新）的关系，努力建构戏剧批评自身的知识体系。当今的戏剧批评一直是作为戏剧创作的第二位的附属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从来只关注戏剧批评是在如何谈论戏剧创作这一问题，而不注重戏剧批评谈论和提出自身的问题。戏剧批评与戏剧创作的紧密结合是戏剧艺术发展的必要途径，问题在于以哪一种方式结合？在哪一个层面上结合？当下戏剧批评没有站在自身的立场和层面上去看待戏剧创作实践，没有提出自身的文化目标。

    另外，为戏剧批评构建一个健康、良性的生存环境，为批评家提供尽可能多的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也是戏剧批评功能有效实施的重要途径。当然这里期待的对象主要不是指大众媒体和政府官员，而是戏剧界自身。不可否认，当下一些具有理论深度且能切中时弊的戏剧批评尽管很少但仍然存在，可这些批评即使在戏剧界内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话语权而得不到有效的传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客观地讲，戏剧批评在我们当今时代的命运，似乎并不是批评家个体所能把握的。媒体巨大的裹胁力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力，的确对戏剧批评的品格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反观自身，建设自身，强化自身，戏剧批评定会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真正成为推动戏剧艺术乃至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