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软肋何在

    我们必须面对但似乎已经为人所忽略的历史事实：中国的文艺批评从古至今没有和文化启蒙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

    目前中国文艺批评存在诸多弊端，如文艺批评主体的群体无意识现象，文艺批评精神缺失、魂魄不在的现象，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研讨会多、表彰会多、颁奖会多而真正有影响的批评文字少、批评家少的现象，文艺作品及作者研讨会变成“应酬会”、“社交会”、“庆功会”、“推销会”、“交易会”的现象，广大读者与观众对批评家的文字和语言无反映或反映过激（负面）的现象等等。有鉴于上述种种状况，我认为需要认真查找原因，为实现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良性互动、文艺批评力量的不断凝聚理清思路。

    经过再三思量与斟酌，我觉得这些病态现象的出现与流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的。于是，我尝试着从一个大的角度，即历史的、宏观的与大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与思考，论述文艺批评与文化启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许，略显久远的时空跨度能为我们认清今日文艺批评的弊端提供一个必要的距离感。

    纵观中国5000年文化历史，我们拥有许多彪炳千秋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戏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司马迁、韩愈、苏轼、欧阳修、吴道子、王羲之、关汉卿和曹雪芹等等，可谓群星灿烂，数不胜数，其艺术作品与人生传奇成为后世追慕、景仰的对象并大多为人耳熟能详。但是，相比之下，在文艺批评领域却显得有些清冷和落寞，我们缺少与以上所列举的文艺人物同样大名鼎鼎、同样堪称文化名人的批评家。或者说，文艺批评先贤没有给我们留下足以夸耀于世并传播四海的经典作品和思想遗产。

    当然，有人会这样反驳我：早在三国时期就有写出《典论》、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批评家曹丕，有南北朝时刘勰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有南朝时钟嵘留下的诗歌评论专著《诗品》，有晚唐司空图的《诗品》，有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有明末清初金圣叹对《左传》《西厢记》《水浒传》的精彩评点，有明末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的《闲情偶寄》……

    的确，我不否认中国古代历代文艺批评家众多且成就卓然。

    正相反，我从学生时代就醉心于文采飞扬、见解独到的《文心雕龙》，更对古代诗话情有独钟，以至爱不释手。如果需要补充的话，我还可以补充许多例证，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荀子著有《乐论》，指出音乐具有“感动其善心”的教化作用，东晋时顾恺之在《画论》中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南朝齐粱间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强调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绘画“六法”，这些均对后世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历史上的文艺批评家固然为数众多，且著述颇丰，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又如何呢？至少，当我们在电视台的热门文化栏目《百家讲坛》上向观众介绍历史文化名人与著述时很难会提及这些古代文艺批评家。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古国向世界介绍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也很难将这些古代的文艺批评家排在前面。这是中国文艺批评本身的悲哀呢，还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抑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想，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我们必须面对但似乎已经为人所忽略的历史事实：中国的文艺批评从古至今没有和文化启蒙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

    换句话说，中国文艺批评仅仅局限在文艺本身，即文艺技艺、功能与审美本身的范畴，却没能上升到哲学、伦理学、精神现象学、人类学以及人生观、社会价值观的层面发挥其作用。我们的文艺批评家不过是某个文艺门类中特定的专家、鉴赏家与理论家，却远远不是高瞻远瞩的睿智哲人、学识渊博的文化大家。

    于是其结果是，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先贤祠”中，就没有一个醒目的位置、甚至没有位置留给文艺批评家。

    西方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伏尔泰、莱辛、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大多兼做哲学家、思想家、文化启蒙先驱或领袖。他们为各自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个个堪称人类历史上被人们景仰的文化大师。

    西方国家的情形却和我们不同。屈指一算西方历史上的文化伟人，首先就会想到批评家。最典型的当属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之一的亚里士多德。

    师承柏拉图、曾被马克思称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的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艺批评家。他创作出世界上最早的文艺批评专著《诗学》，尽管其内容主要是探讨悲剧与史诗，但却对艺术的本质做出他自己的判断：“艺术的本质即模仿。”他将模仿对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事”，即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第二类是“虚事”，即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第三类是“心事”，即人们心里想、想它应当有的事。他尤其强调，表现最后一类事，即应当有的事，是艺术分内之事。艺术家应该倾其心血去将事物表现得比它本来的样子更好或更坏，表现它应有的样子，即表现理想。表现高于现实的理想是艺术模仿特有的功能。因此，写诗虽不是写史书，却比写史书更具有哲学意味，更能表现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从而更接近事物的真理。

    亚里士多德，这位西方“美学之父”所说的“诗人的职责”，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巨大影响。而他那本文艺批评专著《诗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方法论属性。正是这一上升到哲学层次的属性，使其作者不仅作为文艺批评家，更作为文化学者为后世所推崇。

    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在艺术创作的“模仿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艺术欣赏的“净化理论”。可以说，其艺术理论与艺术思想具有人类早期文化启蒙的功用。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西方古典文艺批评家是贺拉斯。他是比亚里士多德晚出生近300年的古罗马诗人兼批评家，写出了诗体长信《诗艺》。他被认为是历史上首位明确提出“寓教于乐”的艺术观点的批评家。他是这样解释“寓教于乐”的：“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贺拉斯还认为天才不是情感生成，基于理性的判断力才是写作成功的关键。因为思想决定作品的质地与高度，并使广大读者和观众着迷。他特别提出诗歌对于人类文明所起的开化作用，当我们读到他的文艺批评文章时，犹如读一份文化启蒙宣言：

    “（古代诗人）阻止人类不互相屠杀，放弃野蛮的生活，教导人们划分公与私，区分恭敬与亵渎，禁止淫乱，制定夫妇礼法，建立邦国，铭法于木。”

    虽然古代西方文艺批评家中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比之同样是文艺批评家的欧洲文化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早生了至少1700年之久，但是他们在文化启蒙这一点上却没有隔阂。在人类社会进入18世纪后，文艺批评家们似乎对社会思想变革与社会制度改革兴趣更浓厚，投身更坚决。除了在文学艺术范畴臧否人物与作品外，他们更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特别是思想领域成为启蒙泰斗和旗帜。伏尔泰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伏尔泰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与宗教迷信，主张开明的民主制度，捍卫公民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其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人类所能说出的最具理性和尊严的主张。而他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也就不难理解。

    在1734年出版的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开始的伏尔泰的名著《哲学通信》中，能看到他受到培根和莎士比亚的影响，其文艺批评的基本思想与见解散见其间。在这里，我特别想推荐的是大家已经熟读、但本该背诵下来的《第二十三封信：谈人们对文人应有的尊敬》。

    信中，他说到文人应有的地位、文艺应有的地位，实际上是在说人类灵魂应有的地位。“在英国，最鼓舞艺术的，就是艺术所受到的尊敬。首相的画像，只挂在办公室的壁炉架上，但我却至少在20家住宅中看到诗人蒲柏的肖像。”

    在此，我插一句：当人们对权势的尊崇大于对艺术的膜拜时，社会势必会产生阿世媚俗之风，从而使文艺创作者和批评者都变得扭曲，沦为权力、金钱、世俗或时尚的奴隶，而那些大量的垃圾作品和垃圾评论也就令人见怪不怪了。

    在另一封信中，他则提到在英国的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

    “（王公贵胄）都不怕失去贵族的资格而成为非常伟大的诗人和出色的作家。作为作家的著作比他们的门第更为其争光。于是，他们像寒士等待出头那样研究文学。”

    在当时的英国，创作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都是文雅、高贵之事，而在这种社会风尚熏陶之下，想要在文艺创作和演出中出现庸俗、媚俗、低俗这“三俗”文化恐怕都很难。

    与法国伏尔泰同时代，同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剧作家、文艺批评家的德国人莱辛，是又一位具有思想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人物。他的美学论著《拉奥孔》与《汉堡剧评》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而他对诗歌与绘画、雕塑之区别的认识和分析，超越古人，上升到哲学层面，称“诗歌为时间的艺术，而绘画和雕塑为空间的艺术”。莱辛对德国文化的贡献在于，他曾唤醒德意志的民族意识，调动民族情感，并激发民族精神，反对暴政与分裂，促进了全民族的文化建设。具体到戏剧评论中，他主张借鉴古希腊戏剧传统，力求表现其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并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来进行创作。

    让我们再看俄国革命启蒙运动最伟大的代表，思想家、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他是俄国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的奠基人，正是他首次提出“艺术是形象思维”的科学论断，指出“典型性”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别林斯基说：“要做一个诗人，需要的不是表露衷肠的琐碎愿望……他需要的是对现实问题强烈的兴趣”；“创造人的是自然界，启迪和教育人的却是社会。”这些言论都是在强调文艺作品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而他作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一生追求真理，反抗沙皇专制，传播民主、进步思想。

    说到别林斯基，就自然会想到俄国另一位作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针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论断所提出的“美是生活”的观点流传于世。同时，他也是人本主义的倡导者、俄国民主主义运动领袖。

    以上列举的亚里士多德、贺拉斯、伏尔泰、莱辛、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大多兼做哲学家、思想家、文化启蒙先驱或领袖。他们为各自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个个堪称人类历史上被人们景仰的文化大师。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我眼前便出现一个具有反差的画面：西方文艺批评家们作为文化巨人的身影，衬托着中国文艺批评家们相对羸弱的身躯。

    当前文艺批评的反思

    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以及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其批评的视野、角度、观念、方法、内容和途径等，都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并以思想家的头颅、文化伟人的胸怀、精神领袖的气质、社会改革先驱的勇气和胆量来实现和完成。

    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缺少重量级的文艺批评家兼文化大家的事实，说明我们在文艺批评领域中的基础还显薄弱，遗产也不够丰盈，而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影响的批评著述尚未诞生，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艺批评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重大，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知耻而后勇，相互勉励，急起直追。

    同时，这也给我们的批评家们一个提示，要想成为与中华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相称的文艺批评家，就必须首先把自己锤炼成为一代哲人、思想家或文化巨人，舍此，没有一条捷径可走。这缘于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以及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其批评的视野、角度、观念、方法、内容和途径等都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并以思想家的头颅、文化伟人的胸怀、精神领袖的气质、社会改革先驱的勇气和胆量来实现和完成。

    因为文艺批评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思想文化启蒙密切关联。

    不含有思想文化启蒙意味与功能的文艺批评，注定是缺乏历史深度与厚度、缺乏哲理分量与社会价值、缺乏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文字，注定不会在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成为不朽的精神纪念碑，同时作为人类的精神遗产而被后人诵读，并在一代代的文化传递中启迪整个民族的心灵。

    因此，文艺批评工作者首先要认清这样一个局势，即，要想使自己的文艺批评进展得顺利并卓有成效，就必须要让自己的批评工作与思想文化启蒙挂上钩，与推进全社会的文明开化、促进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复兴结上缘。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是，中国当前文艺批评的生态环境并不理想。首先，文艺批评非但没有尊贵、显赫的社会身份认同，社会评价体系反倒对其持有负面印象。其次，文坛虽有不少当红作家、畅销书作家，却没有批评家在列；文化圈、娱乐界虽有许多被人追捧的明星、大腕，批评家却没有获得理应享有的知名度与信誉度。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对文艺批评的工作性质不太了解，对文艺批评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也模糊不清。然而，我依然认为批评界不可怨天尤人，应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上帝只助自助之人”，文艺批评的美好局面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

    怎样创造呢？

    从写好自己的每一篇评论做起。

    应该认识到：每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文字都是中国文艺批评的“通行证”，而每一篇劣质的批评文章都是中国文艺批评的“墓志铭”。中国文艺批评的存亡与兴衰的命运，就掌握在每一位批评家的手中。

    我相信，谁都不希望让自己的写作与创作变成个人或是中国文艺批评群体的自杀行为。那就让我们拿出君子或绅士所应该具有的品格和气度，像对待真理一样对待艺术，用对自己父母和亲人说话那样诚恳无欺的态度对待读者和观众。

    通常，人们对文艺批评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误以为文艺批评比文艺创作来得容易。换句话说，文艺创作比文艺批评难度更大。有人似乎以为，那些搞不了或搞不好创作的人才被迫去从事批评，通过对别人作品的品头论足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们还是以前面所列举的批评家为例。在亚里士多德、贺拉斯、伏尔泰、莱辛、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6位杰出的批评家中，有4位，即贺拉斯、伏尔泰、莱辛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也是伟大的作家。贺拉斯和伏尔泰都是诗人，莱辛是剧作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小说家。这些世界历史上不朽的文艺批评家大多具有3种身份：文艺批评家、作家、哲学家或思想家。

    文艺批评家是为文艺创作制定原则与标准的人，是理论的创立者和建构者，既是鉴赏家，又是鉴定人，其天赋与才能理应不逊于具体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而为避免作为批评家容易患上的眼高手低的职业病，批评家们忘我投身某种形式的文艺创作是非常必要的。文艺创作的亲身经历与体验，非常有助于对文艺作品与作者的认知与理解、沟通与交流，非常有利于文艺学术研究与评论工作的深化。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两者之间的打通，会进一步激发人的才情，隔与不隔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此，只要你迷恋文艺批评，并愿意倾注心血于其中，就必须明白，你在为自己设置比单纯从事文艺创作更多的障碍与难关，你甚至要揪着自己的头发向天空拔高，以便让自己接近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人的视野与胸襟，接近其思维与写作质量。你会常常感到自己学有不及，力有未逮，智有亏欠，心有不甘。当然，这也是一个批评家的良心和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使然，你要让自己对得起读者大众，也对得起自己的身份。

    大哉！文艺批评！

    大矣！文艺批评！

    要知道，为人类精神的天地立法是怎样的神圣，批评家的名号本身就是不朽的荣耀，批评家之于精神世界，如同法官之于社会生活，其重要性和庄严性是相同的，而责任感与义务感也是相通的。从事此事业者，岂能不加倍地自珍自重？

    但是，我们国家历史与现实的文艺批评状况都不容乐观。最具有文化批评精神并尖锐指出“民族劣根性”的鲁迅不去当文艺批评家，是一个不小的遗憾。鲁迅虽以创作小说、撰写杂文为其强项，不怎么从事文艺批评，但他还是免不了说上几句有关文艺批评的话，可视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文艺批评的批评。

    他曾不客气地说：“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答北斗杂志社问》）“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更不留情面的是，他曾以讽刺的口吻说：“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文学和出汗》）并指明：“批评家的错上，是在乱骂与乱捧。”（《骂杀与捧杀》）“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

    鲁迅所批评的，固然有他所处时代的文艺评论界怪现象，但看看眼下，批评界的“乱骂与乱捧”的现象并没有杜绝。

    清代诗人龚自珍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在现在看来已经算是本分了，更有“著书都为权钱谋”的文人在。于是，暗自发问：中国文艺批评的“黄河清”需待何时？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江天一曾有言“士不立品者，必无文章”。今天细细品味，发觉“士不立品者，必无文章”的观点，最适用于文艺批评领域，最适合文艺批评写手。写小说、编戏剧者，或许还可以通过“道德灵活性”来摆平人物关系、发展故事情节，但是写文艺批评文章却没有后路，也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对关键人物、关键事、关键观点和看法说“是”或“不是”。于是，更加赤裸裸地显露作者的心性，也更见品格。

    读批评文字，最珍重者，人间真性情也。世事纷繁而喧嚣，名利之幌招摇，惟有赤子之心不泯，正是“落月屋梁，相思颜色；暮云春树，想望丰仪”。

    如果人可以当做风景来品评的话，那么，我从一个批评家的身上，看到的是世间最美丽的风景，或是最平庸、最丑陋的景象……

    最后，我想说：提高中国文艺批评工作者的素质和水平、提升文艺批评的质量与能量、增加其社会影响力与大众认同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我认为，将局部的行业性质的文艺批评上升到整个社会文化启蒙的高度，是激发文艺批评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担当、开阔知识眼界与提升学术素养的良策，也是培养优秀、杰出的文艺批评家的必经途径。

    从人类历史上看，借文艺批评而达到思想文化启蒙的目的是可行的，也是文化先贤所走过的道路。所谓“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艺批评是文化启蒙的利器，文化启蒙是文艺批评的鹄的。两者之关系甚为密切，相互依托，并相得益彰，一同创造人类社会的不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