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艺界反对庸俗、低俗、媚俗的学习中，我想起了南朝齐梁间文学理论大家刘勰的名著《文心雕龙》中那句至理名言“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德音者，有德人士之善言也。这句话载于此书卷三“谐隐第十五”，“谐”与“隐”都是滑稽艺术的主要手段。“谐词是带有讽刺的诙谐文，它引起人们悦笑，近于笑话，但它的含意在于讽喻”（周振甫语）；所谓隐语，用刘勰的话说，乃“遁辞以隐义，谲譬以指事也”，像谜语、谣谚等都属于隐语之类。历经１５００多年，近现代曲艺兴起，最常用的手段“抖包袱儿”和“使扣子”不也仍是一“谐”一“隐”吗！

    由“谐隐”篇可证，是“空戏滑稽”还是“寓教于乐”的争论，在古代早已存在。北京解放前夕，世风日下，娱乐界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蔓延。相声艺人中使“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之类的“伦理哏”，学瞎、聋、哑、瘸，拿残疾人取笑的“生理哏”，以及笑贫笑愚笑怯种种“三俗”表演和骂人的脏话屡屡可见。有人公然标榜这样的道德观：“我们说段相声，逗您哈哈一乐，把您兜里的钱说到我们兜里来，这就是我们的德能之处。”１９８０年５月，在中国曲协召开的相声创作座谈会上，相声大师侯宝林回忆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成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缘起：一次在工厂剧场的相声演出，两个相声演员不文明的话语实在不堪入耳，工厂领导干部站起来对在场职工们说：“大家不要听了，照样给钱让他们走，咱们唱歌吧！”于是观众唱着歌撤离了剧场。这件事在相声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接着在老舍先生支持下，孙玉奎、侯宝林、侯一尘、刘德智等发起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经过改革创新的相声艺术，德艺俱佳的精品新作屡屡出现，很快打开了新局面。然而“三俗”之风由明转暗，还在搅局。侯宝林提到当时相声界内流传过这样一副对联：“桌面上冠冕堂皇意见一致，私下里包袱主义为所欲为”。所谓包袱主义，是说相声的只讲包袱，不认其他，这与古人所说的“空戏滑稽”如出一辙。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相声界终于摆脱了“三俗”的遗毒；有所不为带来了大有作为，名篇新秀层出不穷，相声一跃而成为全国性大曲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幸的是，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断了曲艺的发展进程。一场极“左”风潮铺天盖地而来，受害最重的是相声滑稽类曲种。那时强调曲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说中心唱中心”，一时只许歌颂，不许讽刺，在这种气氛下，罕见优秀的艺术成果。

    动乱过后，在两年恢复中批判了极“左”思潮，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相声滑稽界重整队伍，再攀高峰，佳篇迭起，新人辈出，如凯歌行进一般，硕果累累。

    进入２１世纪，国家经济实力和市场化、城市化程度显著提高，人民群众走向富裕，需要娱乐。各种表演艺术都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要求。我们注意到，在曲艺中已经沉寂多年的庸俗、低俗、媚俗出现了回潮，仍然是“空戏滑稽”、“包袱主义”、“拜金主义”那一套；在理论上又有新的说法，人称“唯娱乐论”（或泛娱乐论），主张艺术就是娱乐，与政治、思想、文化等无涉。为了娱乐听众，赢得经济效益，就难免再请“三俗”出场。本来，单纯谈“俗”不应否定，“俗”上冠以鄙词，就必须反对了。于是在某些曲艺演出中又见低级趣味，又闻污言秽语，又见下流动作，又闻嘲弄弱者。在旧社会，有的艺人卖弄“三俗”，可能是迫于生计，今天演员再玩“三俗”，就情理难容了。

    表演艺术是有文化的娱乐，其文化内涵应当是“真、善、美”。我们讲“寓教于乐”，不是说艺术中应包含非艺术性的说教，更不是极“左”思潮要求的“娱乐为政治服务”，而是要调动生动的形象思维和理喻来感化听众，教育听众，使之接受艺术的“真、善、美”，摒弃“三俗”的“假、恶、丑”：弘扬真言真行、善言善行、美言美行，汰除假言假行、恶言恶行、丑言丑行。

    著名画家刘海粟说过：“艺术家的社会职能，就是向人们证明真善美的存在，是为了与人为善。否则他就不是艺术家。揭露假恶丑只是手段，并非目的，而提倡真善美才是艺术劳动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艺术家必须首先争取自我完善。”

    此金玉良言，愿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