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一代文豪鲁迅的这几句话，概括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与版画的独特关系。中国现代版画艺术先驱刘岘的一生，正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写照。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刘岘作品捐赠展，用一幅幅精美的木刻，让人领略艺术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创造的同时，更引领我们走进历史长河，回望那曾经激情澎湃的历史和刘岘毕生以求的艺术风范。
鲁迅引领下的木刻道路
刘岘，原名王之兑，字泽长，号慎思，1915年出生于河南兰封（今兰考）县，自幼喜欢绘画。在河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受新文学和革命思潮影响，刘岘与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办起小报《虹》，针砭社会黑暗，只出三期便被迫停刊，刘岘因此被勒令退学。1932年，少年刘岘怀着一颗憧憬新生活的心，远赴北平，就读于北平美术学院学习西洋画。课余，他画了许多社会生活速写，受自小喜爱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启发，他萌生把速写刻于木板上的念头，开始自学木刻，这刻刀一拿就是50多年。
与鲁迅的结缘是刘岘坚定版画艺术方向的重要因素。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大力提倡新兴木刻。刘岘看到鲁迅和柔石编印的木刻画选集《艺苑朝华》和旭正秀著的《木版画雕法》，从此有范本可依。在鲁迅编选的《近代木刻选集》中，英国的达格利秀、苏联的法复尔斯基的精湛的版画技巧给刘岘以巨大的启示和影响，他不足半年就刻作了《乞食者》《小贩》《残废的老人》《卖报童》《贫困》及《马克思》《列宁》《鲁迅》等肖像木刻百幅之多。刘岘的这些木刻画和数十幅木炭画，后来现身于在开封双龙巷兰封同乡会馆举办的“王泽长木刻木炭画展”。鲁迅研究专家、刘岘的朋友李允经先生说，作品因描绘社会现象和大众疾苦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以“煽动治安之嫌”迫使展览停止。之后，刘岘赴上海美专继续学习木刻和油画。
1933年刘岘来到上海，很想拜见鲁迅先生，渴望得到指导。于是，他千方百计打听鲁迅的住处。终于被他打听到可以通过内山书店转交给鲁迅信件，于是他通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给鲁迅写信。一周后，他发现学校传达室的信架上有个淡黄色的小信封，用钢笔写着“本埠菜市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王泽长先生”，下端署“郭寄”，信纸是比较粗糙的白色宣纸，开首是“泽长先生”，最后署名是“迅上”——刘岘终于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回音，信中勉励刘岘要打好绘画根基，多画、多刻，并指出他寄去的几幅作品的优缺点。这封信给刘岘以极大鼓舞和信心。1933年10月中旬，在上海施高塔路千爱里40号“德苏原版木刻画展览”上，刘岘见到了鲁迅。鲁迅给观展的青年们讲解木刻历史和世界名作，告诫大家要认真增强木刻技法练习。鲁迅还亲手把复印的《铁流》木刻插图分送给大家。刘岘的女儿王人殷回忆道：“这次谈话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之前他渴望得到先生的教导，可又有敬畏之感。这次面谈使他感到鲁迅先生的亲切，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的爱心和期望之切，都使他深为感动。”
此后，刘岘与鲁迅先生有过多次见面和通信。1933年11月，刘岘在上海美专发起成立未名木刻社，创作、出版了一系列木刻版画集。主持未名木刻社期间，刘岘一人就创作了《野草》插图集、《孔乙己》插图集、《风波》插图集、《阿Q正传》插图集和《怒吼吧，中国之图》等10多种木刻版画集。刘岘将这些作品呈送给鲁迅审阅，鲁迅对这些插图作了指导和肯定，甚至连人物的服饰，环境风物，也都给出意见。鲁迅特别赞许了《孔乙己》的插图：“《孔乙己》的图，我看是好的，尤其是颜面的表情，刻得不坏，和本文略有出入，也不成问题。”
1934年鲁迅先生为刘岘编辑出版的《无名木刻集》亲手书写序言，以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青年木刻家的作品：“……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刘岘把鲁迅先生的序言上板刻作，因经验不足，序言手稿被汗水浸破，刘岘请先生重写一张，鲁迅欣然应允。鲁迅还将木刻画集推荐到内山书店代售，并把刘岘的3幅作品，推荐参加了1934年在巴黎举行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展出。
刘岘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友人多次回忆先生的教导：“我当时年轻无知，不明白先生的工作这样忙，担子这样重，有作品就给先生寄去，自己也不加选择，不管好坏……先生看了我们幼稚可笑的作品，一次次给我们写信，一幅幅给我们提出意见。现在回想起来很内疚，我们不应该去耗费先生的时间。”但实如作家萧军所言：“在30年代，鲁迅先生的两只手，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文艺作家，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木刻家——刘岘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毛主席亲自题词鼓励
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刘岘毅然中止学业，回国投入抗战洪流。1938年春，刘岘经中共河南省委介绍参加新四军在河南确山竹沟镇的彭雪枫部。他创办了拂晓剧团、拂晓歌咏队，成立了拂晓木刻研究会，举办木刻技法讲习班，为部队、老百姓举办画展。1939年，刘岘调到延安鲁艺美术系任教，在此他对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艺术不是艺术家象牙塔里的玩物，应是时代和人民的心声。他在烛光下刻作了《保卫黄河》《收复失地》《生产曲》等大量反映边区生活及抗战的作品，并把手工装订的木刻集呈送给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同志。几天之后，当时的鲁艺院长赵毅敏神色兴奋地来到刘岘住的窑洞，拿出了毛主席为他写的一幅题字：“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赵毅敏对刘岘说，“据我所知，主席还没有专门为哪个美术家题过字哟！”毛主席的题字给予刘岘极大的鼓励。他把题字悬挂在窑洞的墙壁上，以激励自己的创作。1940年，刘岘从延安调到安徽涡阳新四军四师，创办了《拂晓木刻》半月刊，同时他还举办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木刻展览，在战地起到了宣传、鼓动抗战的作用。1940年底他从前方再次回到延安鲁艺任教，后又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除了自己创作外，他仍领导木刻活动。为了提高边区美术工作者的艺术技巧，1941年他将自己一直携带的世界版画名作图片拿出来，在延安军事俱乐部举办了“世界版画展”。同时还印过两种供木刻创作者学习的集子《初期木刻选》《现代木刻选》。为了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他还组织人力手印木刻年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保卫边区》《养娃娃讲卫生》等。1942年5月，刘岘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使他一生更坚定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爱艺术胜过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刘岘曾负责中国人民印刷厂的接管工作。这个厂承担着繁重的印制人民币的任务，刘岘以高级技师的身份负责40多人的雕刻室，刻制钞票版子。后来他又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工厂。上世纪50至60年代，刘岘开始探索更广泛的题材——自然风光、花卉、飞禽走兽等，一切与大众生活相关的、轻松雅致的题材都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其木刻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迎来了鼎盛时期。1958年，他受邀为郭沫若诗集《百花齐放》配图，被吴伯箫称之为“是极为艰苦的创造，是战斗，是巧夺天工！”评论界认为“是堪称大师的标志”。
1960年，刘岘调到初建的中国美术馆，与米谷、江丰组成三人收购小组，1977年又出任中国美术馆研究保管部主任，为美术馆的典藏与学术研究做出不朽功勋。
在王人殷的回忆里，父亲刘岘是一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艺术的信徒。1990年8月，刘岘离生命尽头只有20多天的时候，尽管身体已十分虚弱，可他仍然朝夕与绘画为伴，白天画晚上画，妻子和女儿劝他休息，他口头答应，却不能罢手。有一天女儿哭着恳求他保重身体，刘岘缓缓答道：“我爱艺术胜过生命。”“我站在他面前说不出话来，我的心被震撼了，父亲的话使我顿悟了人生的真谛，也使我真正理解了父亲。”王人殷说。
刘岘一贯主张“美”应成为被人们理解的语言，他曾在文章里写道：“我就是要用我雕刻的形象来让人们理解我对生活的认识，并产生共鸣。”他始终恪守的信条是：“木刻应随时代发展而前进，它是艺术，不是魔术，不应弄虚作假，要反映生活，要为广大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