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的电影人中，当时党的领导小组五人成员（即夏衍、阿英、郑伯奇、石凌鹤、司徒慧敏）中，司徒慧敏是最年轻的，但与阿英、夏衍等老同志的入党时间几乎是相同的。人称他是年轻的老党员。在那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的日子里，他亲身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在老一代电影人中，大多从戏剧转向电影，一旦转向电影都是那样敬业，执着地热爱着电影，乃至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仍不怕牺牲，可以说冒着被捕、杀头的危险也要把电影拍好。司徒慧敏从１９３２年初正式投入电影工作起，他就自觉地把电影艺术与电影技术融于一体，以加倍的力量放到电影事业中去。他的这种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对今天战斗在一线的广大电影工作者，很有借鉴的价值，对更好地发展我国电影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谓“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说：“中国电影需专才更需通才。”这“通才”就是司徒慧敏留给我们极其重要的精神遗产。电影艺术必须与电影技术融为一体，今天还必须与最新技术即高科技相结合，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刚刚出版的《百年司徒慧敏》文集载有他一生撰写的几十篇文章，其中的两篇我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要深入了解司徒慧敏不可不读。

    第一篇重要文章是《搞中国式的电影技术现代化》。司徒慧敏是电影艺术家，上世纪３０年代，作为导演，他拍的片子虽不多，累计也有十余部，拿其中的《自由神》来说，艺术上就很有特色，真实、朴素，许多场合充满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尤其再现“沙基惨案”这场导演本人亲历的斗争，影片处理得尤为真实而有激情。此外，导演还善于用纪录片资料镜头加以穿插，更强化了影片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我国老一代电影导演十分重视纪录片，在司徒慧敏的影片中，纪录片占有相当比重。在新中国仅执导拍了一部纪录片，即《全军第一届八一运动会》却已显出其艺术功力。由此可见，他执着地追求电影艺术。此外，还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电影科技中去，新中国成立后更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搞中国式电影技术现代化”。

    他是文化部电影局第一任科技处长，第一任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第一任《电影技术》专刊主编。而后，不论在电影局副局长任内还是在文化部副部长任内，他还是在做这件事。

    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成就，当然是全体电影人，特别是科技方面的同志们专家们共同的汗水和心血，但是群龙必须有首啊。无须说，有位内行的、杰出的领头人，那就大不一样了，所以才能取得这些成绩。今天，我国电影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和司徒慧敏的名字分不开的，他的名字必将激励我国一代又一代电影工作者把科技放在重要位置上。

    第二篇重要文章是《往事不已 后有来者——散记“左联”旗帜下进步电影飞跃》。这是一篇人物传记，是作者本人撰写的散篇传记，既具文学价值，更具史料价值，是他晚年的一篇杰作。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在他告别这个世界之前，说什么也要写出这一篇，这就为后人留下了认识他、了解他、研究他极其重要的文献。

    这篇文章并不长，仅万把字，而内容丰富，既谈了作者从事电影之前的戏剧活动，又着重谈了他拍的几部片子。这里我仅略述他对有声电影的特殊贡献。据《中国电影编年记事·综合卷》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９年在上海开始放映美国光学录音的有声电影。接着中国电影渐渐地出现同样的光学录音的有声电影，但录音设备和录音师都由外籍人士垄断。司徒慧敏是在这种背景下，奋起自行研制，在几位友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成功了。把他研制的录音设备，定名为“三友”录音机，以感激友人的帮助，并立即成立电通电影录音服务公司。

    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导演蔡楚生，他热诚地邀请司徒慧敏连同他的录音设备，为他在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渔光曲》录音。从此，他同蔡楚生结下深厚友谊，“七七事变”后，他与蔡同赴香港，一起拍摄以抗战为题材的多部粤语影片，在东南亚诸国华侨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此后，电通电影录音服务公司又改为电通影片公司，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桃李劫》，袁牧之、王人美主演的《风云儿女》，以及袁牧之编导的《都市风光》都是在电通影片公司由司徒慧敏录音的。就是这些影片，把他与袁牧之的友谊，从上世纪３０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１９７８年袁牧之逝世，是司徒慧敏以电影局负责人身份致的悼词，高度评价了袁牧之为创建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丰功伟绩。

    在司徒慧敏录音的一系列影片中，《风云儿女》值得再说几句。我国已人人熟知这部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它是新中国的国歌，是凝聚中国人民的歌声。全世界只有中国以电影歌曲作为国歌，这是中国电影至高无上的荣光。而司徒慧敏正是以他录音技术和自行研制的录音设备，将《风云儿女》男主角袁牧之那沙哑的男中音原唱保留至今。

    我认为司徒慧敏成功地研制光学录音这件事，意义重大，是电影技术史一个奇迹。中国电影技术史有两个奇迹，另一个是延安电影团，在１９４４年，由周从初以延安精神在没有１６ＭＭ洗印设备的情况下，硬是把１６ＭＭ负片（正片当负片拍）洗出来，拷贝也印出来。这就是延安电影团唯一出品的一部电影纪录片《南泥湾》。而司徒慧敏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研制投产的光学录音机则以自述传记载入史册。

    司徒慧敏在新中国所拍摄的唯一一部影片是《全军第一届八一运动会》，他被任命为总导演，当时为培养年轻人我被任命为总摄影师。主创人员提前半年集中，我与他有半年多朝夕相处。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他显示出的艺术功力，以及艺术和技术交融得那样贴切，真可谓运用自如，至今我记忆犹新，有些是受益终生。

    司徒慧敏首先请八一厂陈播厂长畅谈这一次八一运动会的重大意义。陈播说：“我对军队体育运动并不熟悉，总导演要我来讲我是临时抱佛脚，现找资料看，请教了体育代表队的几位专家。红军建立不久，就把体育作为部队教育训练的课目。朱总司令在‘七大’报告中说部队练兵有三个方面，一是智力，二是体力，三才是技术。建军以来的实践证明，体育对增强军人体质，锻炼勇敢、坚忍精神，掌握快速行军、武装泅渡、越野跑和爬山等军事技能，以及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最后，他兴奋地说：“我们这次拍摄的是全军体育影片的第一部。司徒慧敏挂帅执导，一定会把影片拍好。”

    透过这一细节，看清司徒慧敏的谦虚，军队体育运动对他也是陌生的。为重新学习，必须安排这一活动。此外，还可看到一旦接手搞创作，他首先想到的是思想内容，没有思想的艺术对他是不存在的。还可看出，他热爱技术，然而技术在的他心目中，充其量只是手段，是为思想为艺术服务的。这一似乎老生常谈的问题，恰应高声强调，在我们的队伍中，确有些人只“迎合”、“取悦”，只求票房，而忘掉了艺术，忘掉了思想，忘掉了各种形式的艺术的美学的普遍原则——寓教于乐。

    在影片的美学追求方面，他的话不多，但有几句，说得很深刻，我牢记一生。他说，军人是雄纠纠、气昂昂的，革命军人更是如此。但在运动场上，他们的人体也是美丽的，我们要把这些人体美拍出来。我们这部片子，就是对革命军人在运动场上人体的礼赞。

    对于影片的摄影角度，他说，摄影镜头代表着群众的眼睛，电影画面不仅有距离的变化，还要有角度的变化。灵活多变的拍摄角度，是电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特别是戏剧一个重要特征。他这几句话，我也是牢记一生。此外，他提出一个角度要我特别注意，叫低机位的仰拍，他说，在美国他曾拍过表现戴爱莲舞蹈的一部纪录片，曾试拍过这个角度，用好了很有表现力，这次运动会我们一定要选好这个角度。他还说这个角度不需要借助任何机械，他立即卧地示范。他传授的这一角度，我也牢记一生，不仅在这次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对我一生的摄影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至今珍藏着一幅拍八一运动会的工作照，就是低机位仰拍。这是这次唯一的一幅工作照，十分遗憾没有为司徒总导演留下一幅工作照。

    我们那次拍摄使用的胶片是爱克发彩色底片。司徒慧敏领着我们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拍试片。洗出后作出感光测定，又领我们定出曝光控制的方案。这可谓是电影摄影师的基本功，我也牢记了一生。凡接拍重大题材，我都与感光测定的专家们一起认真地做这件事。这个细节还使我们看到，他十分重视洗印，当他在电影局技术处长任内，就大抓各制片厂的洗印车间必须建立感光测定，这正是保证影片技术质量的关键所在。

    司徒慧敏离开我们已经２３年了，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人们怀着巨大的悲痛怀念他、纪念他。我深感司徒慧敏毕生的电影之路，应该是今日电影的成才之路，是培养专才更是培养社会急需的电影通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