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表演？
要全面了解表演者的法律权益，应先理解表演和表演者的涵义。那么，何谓表演？健美表演算不算？魔术表演算不算？动物模仿秀算不算？在Ｔ型台上展示时装算不算？朗诵几百年前的诗词算不算表演？
在自然语言体系中，这些都被理所当然地划入了表演的范畴。可是，法律语言不一定与自然语言步调一致。实际上，两者之间不吻合的情形说不定比吻合的情形还要多。我们需要确定著作权法上的“表演”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然而，著作权法并没有为“表演”给出一个定义。实施条例也没有从正面对发生表演者权的表演进行描述，只是给出了表演者的定义：表演者是指演员、演出单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条例第５条第６项）。由此我们可以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著作权法上的表演一定是对作品的表演，如果表演的对象不是作品，就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表演。由此可见，通常情况下健美表演、动物模仿秀、简单的魔术表演、杂技表演、模特走台都不是著作权法上的表演。在立法上是否得当，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国外法中就有将此类表演也作为邻接权的保护对象的。
不过，某些表演本身往往构成一件作品的完成（也许不属于著作权法３条规定的作品类型），例如，即兴表演的一套动物模仿秀，这时的“表演”应当评价为“创作”，从而同时发生著作权和表演者权。再比如，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类型中包括了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因此，如果健美表演、杂技、魔术具备了独创性，本身就可以成为作品。
这里的作品是否仅限于还在保护期内的作品？换言之，表演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例如，演奏古典音乐的行为，表演传统武术套路的行为，是否还会涉及表演者权呢？既然表演者权的设立是为了保护作品传播者的利益，而传播已经过保护期的作品同样会带来文化和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那么，就不应当将表演的对象局限于尚未过保护期的作品。
二、何谓表演者？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上的表演者，从而享受表演者权呢？按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５条第６项的定义，表演者是指“演员、演出单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不仅自然人可以成为表演者，团体（演出单位）也可以成为表演者。这样的制度设计体现的是倾向于法人的立场。
现实中存在着大量以法人名义进行的演出，这些演出的表演者到底是具体的演员还是该法人，著作权法并没有给出判断的基准。既然“单位”可以成为表演者，那么就应当同样设计出与作品类型相对应的一组概念：“团体表演”、“职务表演”等，否则无法应对将非自然人引入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另外，是否也需要像著作权法那样分别考虑表演者与表演者权的权利人，也值得深思。然而在我国的邻接权制度中，却看不到这样精细的概念区分和制度设计，或许是因为立法的疏漏，或许是因为立法者不想将权利关系复杂化。可是，既然允许非自然人成为表演者，那么问题就无法回避了。解决的办法有两种，要么详细设计涉及非自然人表演者的制度，要么干脆将“单位”从表演者中删除。最高法院的立场则是类推适用团体作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民事判决中认为，对于整台戏剧的演出，由于其筹备、组织、排练等均由剧院或剧团等演出单位主持，演出所需投入亦由演出单位承担，演出体现的是演出单位的意志，故演出单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者。
此外，也会存在所谓的合作表演。一场表演由多个人参与，也是极其常见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不可以分割使用的表演。多个表演者之间的权利关系该如何协调，著作权法同样未作安排。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类推适用合作作品的规定。
三、表演者的权利
表演者的权利集中规定在著作权法第３７条：
（１）表明表演者身份的权利；
（２）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
（３）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的权利；
（４）许可他人录音录像的权利；
（５）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６）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权利。
但是，著作权法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出于利益平衡以及降低著作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在涉及作品使用的若干场合，都限制了作者的权利。例如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其实除了创作者，这些情形往往也会涉及到表演者的利益，对表演者的权利也进行了限制。这种立场背后的依据，或许是因为著作权法中在执行当中，其中的立法者对表演的误解被发现了。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在著作权法中所设想的表演，无非唱歌、朗诵之类单纯对作品的再现，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另一类特殊的表演，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对已有作品（剧本）的表演，而且表演完毕会形成新的作品形态，发生新的著作权，如电影、话剧、戏曲中演员的表演。换言之，在著作权法的实行过程中，实际上承认了表演者也参与了新作品的“创作”。这样，就在一些规定中对表演者的权利也进行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