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翔的荷兰人”之称的世界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１８９８－１９８９年）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电影人之一。他用摄影机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浩瀚的世纪风云录，其一生的作品就是一部丰厚的纪录片发展史。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作纪录电影的先驱，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被称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用摄影机为武器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他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１９３８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１９８８年在中国拍摄完成《风的故事》，他亲切地把中国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为纪念著名导演伊文思诞辰１１０周年，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影协、中国电影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尤里斯·伊文思与中国５０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诸多电影界专家学者及与伊文思有过亲密合作的中国老一辈纪录电影人，对伊文思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交往进行了深情而细致的回顾和研讨。
《四万万人民》：纪录大师初结中国缘
伊文思从１３岁拍摄第一部影片开始，他的艺术生涯经历了“电影诗人”、“国际主义战士”、“真实电影大师”和“超现实主义大师”四个时期。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伊文思拍摄了《桥》和《雨》，被誉为“电影诗人”。后来他的主要创作兴趣陡变，把纯纪录美学形式的探索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信仰紧密结合。“哪里有风暴我就到哪里去”，他的拍摄足迹遍及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的２１个国家，成为一名用影片表达思想的国际主义战士。１９３７年，伊文思远赴西班牙拍摄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影片《西班牙土地》。随后，他便投身于中国抗日战争前线，拍摄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四万万人民》。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曾经跟随父亲拜访过伊文思。他回顾到，早在１９３７年，伊文思不辞艰辛来到炮火笼罩的中国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影片《四万万人民》。该片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形象，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的声援。在离开中国之前，伊文思还设法把一台跟随他多年的摄影机和数千米胶片，秘密转赠给延安电影团，为早期中国革命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影像史料。司徒兆敦说：“伊文思创造了一种‘社会纪录片’形式，他的社会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得到了很好体现，但同时也遭到主流社会的批评。他没有回头，更没有转向，开始了他世界性的‘飞翔’，继续他的重大历史事件纪录。”曾亲手使用过伊文思摄影机的延安电影团的老摄影师鲁明，抗战时曾任战地记者，为中国电影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忆。他回忆起自己１９４６年见到这台摄影机是在延安电影学员班，这是３５毫米Ｍ摄影机，叫单镜头，又称“独眼龙”，它只是一个标准镜头，不能调整焦距。当时这台摄影机是唯一的教具，可以说这台摄影机培养了很多的新中国的摄影师。他说，这台珍贵的３５毫米电影摄影机还拍摄了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可以说伊文思的这台摄影机影响了一个时代。
《愚公移山》：记录“文革”中的中国
在“文革”时期，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在中国拍摄的《愚公移山》，历时５年完成，片长达１２小时，这１２集鸿篇巨制式的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原中央新影副总编、《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系列片导演邵振堂回忆，拍《愚公移山》是周总理的建议，因为“文革”时中国在外国的声誉降至最低点，希望伊文思拍出一部为中国“正视听”的纪录片，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情况。伊文思曾在准备拍摄筹备阶段回到法国去了解民意，搜集西方人“想了解中国什么”，可是矛盾在于当时中国邀请他来拍片是出于“中国给西方国家看些什么？”这个创作观念的冲突一直困扰着伊文思，虽然他在拍《愚公移山》时拥有官方批示和各个部门的有效协助，但有关领导的生硬干预让伊文思大伤脑筋。《愚公移山》剧组领队叶式春回忆说，“当年拍片的习惯是预先有一个安排，按照领导的意图，有一个布置，有一个计划。但是伊文思恰恰在这点跟我们完全相反，他是反对任何事先布置，最痛恨的是弄虚作假，他要求第一是真实，第二是自然。伊文思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认为中国革命都是依靠人民，人民创造历史。”邵振堂说：“尤其是在新疆的经历，摄制组为他安排的地方与他所想表现的中国相差太远，伊文思称之为‘喀什的噩梦’。他在大寨拍到的井然有序、安居乐业和在清华大学拍摄的大学生们被安排的发言等素材一律被舍弃，没有编入《愚公移山》里。”据当时任伊文思翻译的陆颂和回忆，伊文思在拍摄《愚公移山》过程中，可谓是历尽艰辛。一方面有周总理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不得不顶着“四人帮”的种种压力，与“四人帮”的种种诱导和谎言、虚伪等进行艰苦的斗争。
１９７６年《愚公移山》在巴黎的放映十分困难，没有宣传经费，完全靠伊文思自己筹备。影片放映了６个月，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好评。但是很快，１０月“四人帮”垮台，中国政局剧变，使得很多人怀疑伊文思拍摄影片的真实性。《愚公移山》的灯光师郭维钧特别强调，谈到伊文思时不要忘记当时的背景，他说：“一位外国友人，中国人在他面前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然表现，在他的几个片子里都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这就是伊文思的功力所在，这就回答了为什么伊文思能够拍到那么真实的生活。”
《风的故事》：依然凝视他热爱的土地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年近九旬的伊文思以梦境和玄学为表达心理真实的方式，在中国拍摄了他的封镜之作——超现实主义纪录影片《风的故事》。引起世界纪录片界的强烈震撼。《风的故事》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总结式的表述。《风的故事》中尝试了他心目中的多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表意：猴王、射日、嫦娥奔月、李白醉酒、兵马俑等。
伊文思电影的合作者、法国记者让·皮埃尔谈到：“《风的故事》影片开头为小男孩坐在自己制作的木头飞机里所说的‘妈妈，我要去中国’，讲述了伊文思从１９３８年以来的‘中国梦’。而他最后的目光依然凝视着中国这片他所热爱的土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认为，《风的故事》是伊文思一个久远的梦想，伊文思有很多话想说，他是导演又成为了演员，９０岁的他眨着迎风流泪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白发翻卷，泪眼模糊。他说，伊文思在拍《风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了，他完全进入到中国文化里。电影战士是伊文思的理想。每当信仰之帆顺风而行，他的电影就像战士冲锋陷阵；每当信仰之帆遭遇风浪，他的电影就像倦鸟回归美学港湾。然而，不管是诗人还是战士，伊文思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情感却在反复误解与波折中突破意识形态围困，逼近中国文化核心，完成一次中西文化的灵魂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