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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剧《香莲案》想到的

时间:2022年07月13日 来源:中国戏剧杂志 作者:刘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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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浙江温州越剧演艺中心传来信息,根据新编京剧移植的越剧《香莲案》一剧在当地颇受观众欢迎,已经成为剧院基层巡演的保留剧目之一,并且在该剧排演过程中,进行了老、中、青三代演员的传承,现在已由20多岁的青年演员担纲主演了。

  一出移植的新戏,不仅被观众欣然接受,而且能够传承有序、推出新人,非常不易,可见剧院认真而务实的努力。作为原京剧的编剧,我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不禁对兄弟剧种之间的剧目移植,相互借鉴和再创造,以及戏曲剧目建设的助益,又增添了几番新的感受。

  新编京剧《香莲案》,从2011年在第六届中国京剧节推出并获一等奖以来,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又获“文华剧作奖”,随之先后有多个剧种院团移植。在越剧中,率先呈现于舞台的是温州。

  近年来,温州越剧曾经多次来天津演出,先后在天津大剧院、中国大戏院亮相,给人们留下这是一家比较年轻、富于朝气且具有相当实力的院团的印象。由徐(玉兰)派小生名家、院长黄燕舞领衔的《荆钗记》《凤冠泪》《大唐骊歌》等传统和新编剧目,深受观众欢迎和好评,不少热情的津门戏友继而成为他们的“粉丝”。而温州,让我想到了古老的戏曲之乡。南戏于宋代在温州形成,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影响深远。传统剧目《张协状元》《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等开了“状元负心戏”的先河,戏曲舞台上秦香莲、陈世美的故事承其余脉,绵延至今。越剧《香莲案》作为当代新的演绎,通过兄弟剧种得以在温州呈现,应是别具一层意义,也属于一种历史的反哺、回归和遥相呼应吧!

越剧《香莲案》

  2015年12月31日,我曾经应约赴温州观看越剧《香莲案》的首场演出。还记得当晚剧场内外人潮涌动,门口和前厅摆满了花篮。细看上面的绸带,原来恰逢饰秦香莲的主演朱晓平舞台生活37周年纪念。她在老年大学兼课,学员们和老观众祝贺新剧首演,气氛十分热烈。

  入场落座,四周渐渐静了下来。这时我才发现,剧场前舞台的大幕是敞开的,台上光线晦暗,只有深处一侧的富丽堂皇的皇宫背景,被一束追光映照着清晰可见,而其下方的台中间暗处,赫然摆放着一座乌黑但形状依稀可辨的虎头铡,兀立在那里。由于光色的明暗对比,虎头铡显得分外肃杀和厚重。随着戏剧在音乐声中开始,灯光亮起,虎头铡隐去,直到后面开封府大堂才再度出现,而那华丽的皇宫背景,却在接下来的部分场次中仍时而显现。这一舞台构置和灯光运用,很有些耐人寻味。从剧情起始的诱惑与危局并存,到最后的皇权与国法对峙,前者是故事的起因,恰恰是新编越剧《香莲案》在人物陈世美身上着力强化的一条线,也牵动着整个事件的走向。这个开场前舞台场景的象征意味让人感受到创作者的别具匠心。

  越剧版和京剧版《香莲案》相比较,头场“喜来客店”有了新的处理。此场删减了两个“落榜举子”的过场戏,陈世美高唱一句就兴冲冲地出场了。少了一层铺垫,情节推进更快一些。陈世美金榜高中,喜出望外,思念亲人,原是给家中修书向父母、妻儿报喜的,不料宫中大太监接踵而至,就来为公主提亲了。在意外的巨大诱惑面前,陈世美没有说出已然成婚的实情,埋下了祸根,由此改变了自身和家人的命运。舞台上明显的变化,是根据越剧的表演传统,生、旦、净、丑各行角色均由女演员饰演。同时,行当也有所调整,陈世美从京剧的老生改为小生,是不带髯口的俊扮。根据越剧的剧种特点,塑造这样一个处境和内心活动都比较复杂的人物,越剧女小生在声腔和表演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倒也更接近生活。剧中,各行角色都很认真、投入,主演朱晓平是一位有深厚功力和舞台经验的傅(全香)派传人,嗓音饱满,声腔跌宕婉转,表演真切而感情充沛。携儿女风雨进京路上、与陈世美店房相会、被追杀以及开封大堂等几个重场戏,不时激起场内阵阵掌声。包拯和京剧中带有繁难动作的韩祺、张三阳,对女演员来说非常富于挑战性,也带动了她们有激情的发挥,并在关键之处做了特别处理。同时配以强烈的音乐烘托,营造紧张、激烈的舞台氛围,形成了一幕幕小高潮。张三阳的角色定位和陈世美一样,也被年轻化了,花白胡须改为黑色的。秦香莲不再称他“老伯”,改唤“大哥”。听说为此在排戏期间还出现了一段花絮。当戏进展到结尾处,张三阳送香莲母子还乡,挥手依依告别时,台下的青年演员不约而同地齐声喊起来:“在一起!在一起……”意在呼唤应该让张三阳和香莲母子组成新的家庭。演员们显然也是动感情了,曾为此争辩说:“张三阳对香莲母子那么好,管吃、管住,还为他们申冤告状,为什么不可以?”演员和观众对此剧的入戏之深,以及他们全身心的投入,我不禁为之感动。演出谢幕,所有演员上台合影时,饰演包拯的高个子女演员悄悄告诉我,为了让自己的体态显得魁梧些,更贴近行当、人物,她在蟒袍里面穿了两件胖袄……

  次日上午召开的座谈会,结合朱晓平的舞台生活纪念活动,会议现场在和谐、愉快的氛围中,大家对《香莲案》一剧的移植和首场演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状元负心”这一文学母题历经千百年的演绎、流传与嬗变,反映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就京剧而言,传统剧目《铡美案》突出的是包拯的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原为一出净行的重头戏。20世纪50年代,京剧《秦香莲》表现了平民女性为维护婚姻而与权贵进行的不屈抗争,提升了旦行女主人公在戏中的位置。而《香莲案》作为当代对“状元负心”母题的再一次书写,通过秦香莲、陈世美不同的命运抉择所构成的人格冲突,从人性的角度彰显了人们应如何对待欲望与诱惑,体现了如何对待不幸和苦难的警世意义。为此早就有专家敏锐地指出:内容的更新反而带来剧中人物排序的“复原性”调整,“主演也恢复到生和旦”,即“状元”和被“负心”的妻子。这就从主要人物的行当上,构成了更为倚重小生、旦行的兄弟剧种进行移植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越剧《香莲案》体现了创作者对一台移植剧目像对创作新剧一样重视、认真,从文本到舞台呈现,从舞美、音乐到表演,各个艺术环节精心处理。同时,他们既对原剧有深入的把握,又善于结合本剧种的艺术特点,进行相应的调整。演员们不分主配演,都能倾情投入。虽然由于剧种的差异,有些角色在表现上有些难度,他们也同样勇于应对挑战,全力以赴。同时,《香莲案》还反映了主创者很强的市场意识,注重观众的反映和需求,在此基础上筹划并落实经典剧目的保留和传承。

  一出京戏,通过移植得以在兄弟剧种保留和传承下来,其意义已不仅限于剧目本身,更显示了在戏曲艺术大家庭,剧种之间相互移植这一特有的流传方式对于艺术交流、剧目建设发挥了特殊功能和作用,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共同繁荣。

  戏曲界剧种之间的剧目移植是有悠久传统的,历史上京剧和地方剧种拥有许多共享的优秀剧目,这使得经典名剧姹紫嫣红,异彩纷呈,久演不衰,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剧目移植的现象少了,新涌现的获奖剧目流传程度也并不广泛,基本上是“一团一戏”或“一剧种一戏”的格局。戏传不开,则唱不活。我认为,“十戏九不同”,内中有包括创作方法在内的多方因素,也有奖励机制的制约。因此,为了让更多的好戏“传得开、留得下”,剧目移植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作者系一级编剧,天津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名誉所长)

(编辑: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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