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2013年的文艺理论批评常常会有一些针对文艺现状的犀利发言，显示出批评的力量和作用。比较突出的是《人民日报》组织的“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系列文章，和对余华的长篇小说新作《第七天》展开的争鸣，等等。

　　《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文化世象·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的栏目，先后组织了七篇文章，对各种不良文化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其开栏的话中，编者说：“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生活却出现一些不良趋向，文化失范、道德失衡、心理失常成为时下人们议论的焦点，并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与思考。这些文化现象所来有自，亟须对之做出理性的梳理与分析……对当下最具代表性的9种不良社会文化现象进行集中分析与评论，以期为匡正时弊、推动社会文化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些文章分别对当下文化领域的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9种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与批评。文章不仅分析了它们产生的深层原因，而且揭示了它们对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遮蔽和破坏。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学界引发强烈共鸣，其中一些还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文化话题。如陶东风的文章以电视剧《甄嬛传》作为比坏心理的个案进行了分析，认为“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诚信文化。”该文发表后，不少报刊陆续发文参与讨论，对比坏心理为什么充斥荧屏进行了反思。新浪网曾以“《甄嬛传》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为题进行调查，有9万多网友参与，其中53.9%的网友认为影视作品要弘扬正气，不赞成《甄嬛传》鼓励以恶制恶的价值观。

　　余华的长篇小说新作《第七天》出版后，也引起了媒体的热烈讨论。《文学报》在“新批评”栏目中，先后发表了郜元宝的《不乏感动，不乏遗憾——评余华〈第七天〉》、石华鹏的《替余华〈第七天〉辩护》、曾于里的《徒有一个“荒诞”的空壳》、柳琴的《再谈文学的“轻与重”》一组文章。《小说评论》在年末的一期编发了关于《第七天》的评论小辑。收有曹禧修的《〈第七天〉与鲁迅文学传统》、李蓉的《〈第七天〉：死亡的“诗意”》、徐勇的《死亡的辩证法及其他》等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小说结构、主题表达，以及如何处理现实和新闻资料等多方面的内容。

　　《光明日报》从2013年3月份起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同样不乏尖锐的批评。王晖认为，“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他具体指出了三方面的问题：史料化、商业化与粗糙化。丁晓原对正面报告文学的叙事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他认为相对于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兴盛，新世纪以来则是以讴歌为主的正面报告文学占据了主流，尽管讴歌也是报告文学应有的功能，但这类报告文学的创作却缺乏优秀之作，他认为其“叙事的纯化、物化和新闻化，是造成这类创作低值的重要原因”。对于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突破，有些文章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如李运抟认为，应该强化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他对报告文学的学术性作了具体的解释，它“是以相关理论和相关知识来审视、分析实际问题”。丁晓平则提出一个报告文学的“场”的概念。他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想要具有‘三量’——能量、动量和质量，就必须具备‘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

　　其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激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估和认识。这一趋势在2013年得以延续，而且也使得讨论由最初的带有感情和以赞赏为主，逐渐转向冷静客观，逐步把重心集中到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思考与总结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则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年底联合主办了“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更是集中于莫言创作的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研讨也体现了新的深度。如白烨认为，莫言的成长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变密切相关，以莫言的创作经验与格局为参照，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优长与不足。陈晓明认为，如果回到八十年代文学新潮的节点上去看莫言的崛起，莫言恰恰是在现代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本土性三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道路。张清华认为，莫言等人的创作证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传承了鲁迅的主题。和鲁迅相比，在深刻的程度、苛刻的程度上，莫言也是有进步的，他甚至进一步强化了鲁迅的某些观念。莫言之所以是一个格局特别大的作家，是因为他的创作对20世纪的历史作了整体清算，表现了外部政治力量（包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其他的社会强权和时代转型）摧毁民间社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写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人文主义的高度，它超越了一切政治的描写，达到了一个用人文主义的眼光整合20世纪的历史并且非常高远、具有伦理性的高度。

　　其三，文学史观的深化和革新也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2013年出版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就是文学史观深化结出的果实。一部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该著作由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编，匠心独具地选取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采用编年体的结构模式、书话体的叙述方式，在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交汇点上重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既有宏大的文学史视野，又细致入微地呈现历史的微观图景与细部生态，力图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原初景象和历史脉络，揭示出一个较以往更为阔大、丰富、复杂的文学史图景，展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孙郁认为这部文学史的优长是“吸收了民间学者的书话语义，又坚持了学院派之根本，学理并未淹没在史料中”。另一部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该著作由张健主编，北师大及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撰写。这是一部严格按照中国当代文学年度纪事的方式撰写的文学史，以具体、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60余年来的发展过程。陈晓明评价这部著作时说：“这部编年史并非对1949年以来的这60多年的历史做简单的罗列，而是经过审慎的取舍提炼、去芜存菁。虽然只有10卷，读来却颇有历史现场的亲历感，引人入胜。”

　　《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刊发的一组讨论重写学术史的文章也值得重视。该编辑部认为，“学术史一直都在不断地‘重写’，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现实存在，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打上那个特定时代印记的学术史，每一位有思想、有责任的学者都会专注于融入个人思考和学术见地的学术史。由此可以说，‘重写学术史’实则是一个常态化的学术现象。正因如此，其中的许多问题更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探讨……学术既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的根基与核心，同时又是国运昌盛与否的象征。由此看来，加强中国学术史研究其实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情。”

　　第1期的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重写学术史的问题。其中王志清的《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一文是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意见的。他认为，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有：2013年《文艺报》开辟了“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陆续对近50位“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这些作家目前正活跃在创作前沿，具有较大的创作潜力，这个栏目不仅是对年青一代作家创作的系统性评价，而且也是让批评真正“及物”的系列性批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