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想象与时代的流变

□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 王朔所创作的最经典的文学形象，就是喋喋不休和洋洋得意的“顽主”。其喋喋不休是为了嘲讽、解构一套又一套的革命话语，把庄严、正襟危坐的革命叙事变成假正经和蝇营狗苟，与此同时，顽主又是洋洋得意的精神贵族，这来自于其纯正的革命之子的身份，这些革命“接班人”自认为有藐视知识分子、社会权贵的资本。

　　◎ 王小波笔下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真实涵义就是要离开旧体制到市场经济中做一只勇敢的小猪。这种独立、自由的形象成为新世纪之交在都市消费文化中浮现出来的小资主体的理想镜像。

　　◎ 郭敬明非常聪明和敏锐地把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命名为“小时代”，一个大历史、大政治终结的时代。不管是80年代的人性论、“大写的人”，还是90年代的“特立独行的猪”，都把个人、个人主义放置在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心，而《小时代》的意义在于呈现了新世纪以来个人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变成了一种“微茫的存在”，正如“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

电影《小时代2》剧照

电影《私人订制》剧照

　　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化形象的流行都离不开历史和时代之手的规约，正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位作家王朔、王小波和郭敬明分别以他们的创作，反映了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把这样三个作家放置在一起看似有些奇怪，因为他们的文学风格各异、也没有任何师承关系，但他们却是每一个历史时期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作家。如果说王朔是80年代少有的不依靠作协制度和文学思潮在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那么王小波则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成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而郭敬明更进一步，不仅是文学市场最大的宠儿，而且也是打造青春文学市场的出版人。尽管三个作家一开始不被主流文学秩序所接受，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各自时代最受市场欢迎的作家，他们不仅与三个时代最为合拍，而且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不同时代的核心命题，这正是他们作为时代标识的意义所在。

　　80年代与顽主的诞生

　　王朔登上文坛是1984年在《当代》杂志发表处女作《空中小姐》，直到1992年发表《你不是一个俗人》《过把瘾就死》等小说，此后王朔更多地投身于影视剧制作，虽然也发表文学作品，但其文学成就和风格基本集中在80年代中后期。

　　王朔所创作的最经典的文学形象，就是喋喋不休和洋洋得意的“顽主”。其喋喋不休是为了嘲讽、解构一套又一套的革命话语，把庄严、正襟危坐的革命叙事变成假正经和蝇营狗苟，与此同时，顽主又是洋洋得意的精神贵族，这来自于其纯正的革命之子的身份（“文革”后期成长的比红卫兵、造反派更为年轻的红小兵），这些革命“接班人”自认为有藐视知识分子、社会权贵的资本。顽主的这样两重面向被90年代王朔的两位精神传人冯小刚和姜文发扬光大，前者是葛优所扮演的浑不吝、油嘴滑舌的北京痞子，后者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戏仿父辈革命事业的青春男孩以及《让子弹飞》中带领弟兄智斗土豪的孤胆英雄。这就使得顽主一方面是“一点正经没有”的玩世不恭者，另一方面又是不甘流俗、平庸的青春不羁者。

　　顽主对于革命叙事的嬉笑怒骂，在于80年代人们（尤其是城市居民）依然生活在顽主所不屑的社会主义单位制之中。就像90年代初期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满口革命话语的老爷子，虽然被嘲弄，但依然在家中有权威，不过是退休而已。80年代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一种体制内部的调整，即便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对立也来自于体制内部的争论。比如国企工厂改革也多采用承包制、奖金制等方式，这与90年代让国企破产重组不同。就连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思路，这种“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路线，使得“在希望的田野上”不是怀念远方的故乡，而是把脚下的故乡变成“四个现代化”的乐土，这与90年代走向对外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路径有着重要的区别，农民不得不离开故乡涌向遥远的沿海城市打工。

　　在这里，尽管被顽主所解构的革命叙事变成空洞的话语，但是公有制、集体制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就使得顽主的喋喋不休并非无的放矢。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重组社会秩序之后，顽主也就丧失了其言说的社会基础。在这种背景下，王小波式的体制外英雄登上了90年代的文化舞台。

　　90年代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开始创作于1989年，被人们知晓是1991年《黄金时代》获第13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然后国内开始出版其作品。王小波真正产生巨大影响则是1997年意外英年早逝，直到2002年逝世五周年，各大媒体上对王小波的悼念达到高潮。王小波不仅构造了独特的文学世界，而且在90年代中期成为给《三联生活周刊》等刚刚创刊的都市文化杂志写稿的专栏作家，结集出版过影响巨大的《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等杂文集。

　　如果说王朔的文学形象是顽主，王小波则书写了一个体制外的“特立独行的猪”，连同王小波本人也被媒体塑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尤其去世后，媒体最经常称呼王小波的是体制外的自由主义分子、民间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这些命名方式是90年代最为核心的文化想象，即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与民间、体制与独立。与此相关的思想社会议题，就是90年代中后期借助海外汉学以及哈贝马斯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而展开的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争论。这种对两种体制和社会空间的想象80年代不曾出现，新世纪以来也很少使用，是90年代特有的文化社会想象。90年代随着南巡讲话，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轨制时期，此时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打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另一方面开始确立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王小波笔下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真实涵义就是要离开旧体制到市场经济中做一只勇敢的小猪。这种独立、自由的形象成为新世纪之交在都市消费文化中浮现出来的小资主体的理想镜像，不过，在这幅主动从旧体制走向新制度的图画中遮蔽或消隐不见的是90年代被动走向市场的两类群体，一类是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类是国企工厂的下岗工人，他们虽然也过着市场化的、体制外的“独立”生活，但显然不是“特立独行的猪”、不是体制外的自由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说80年代的顽主依然生活在社会主义旧体制的松动之中，那么90年代“特立独行的猪”则成为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弄潮儿。新世纪以来，这种双重体制的想象彻底消失，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小时代》与“微茫的存在”

　　2013年郭敬明把自己的作品《小时代》搬上大银幕，引发激烈争议，也掀起对大时代和小时代的讨论。郭敬明非常聪明和敏锐地把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命名为“小时代”，一个大历史、大政治终结的时代。不管是80年代的人性论、“大写的人”，还是90年代的“特立独行的猪”，都把个人、个人主义放置在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心，而《小时代》的意义在于呈现了新世纪以来个人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变成了一种“微茫的存在”，正如“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与这种微茫感相对应的则是《小时代》中把社会比喻为“浩瀚的宇宙”，如“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个人之渺小来自于宇宙、社会之“浩瀚”。

　　这种一大一小的强烈对比不仅是郭敬明式的“长不大”的少年情结，更是一种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想象。社会中的个人变成了“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也就是说，“我”（个人）被淹没在一望无垠、无边无际的宇宙沙漠里。

　　从洋洋得意的顽主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再到“无边黑暗”中的“小小星辰”，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如果说80年代的顽主是一种体制内批判、90年代个人追求体制外的自由，那么新世纪以来个人则淹没在《小时代》的雾霾之中。近期，冯小刚导演、王朔编剧、葛优主演的喜剧片《私人订制》即将登陆贺岁档，永远长不大的老顽童顽主再次登场，这回他又要让哪些正人君子、成功人士显出假正经、真小人的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