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照得我睁不开眼睛，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着，站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基金会旗子下面，我问陪同的当地教育部门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或县城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会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不能没有边民吧。　　

　　2011年12月3日，当我在西安寒冷的冬夜为我的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暗暗发誓，再也不去阿里，再也不愿回忆采访的艰辛和写作过程中几欲崩溃的情景。此后很长一段时光，我用读书、散步、旅行、喝茶、聊天、晒太阳，犒劳自己。

　　一年后的2012年12月，我正在冰天雪地的毛乌素草原采访，忽然接到《北京文学》杂志主编杨晓升老师的电话，告诉我说有家机构想找人写一本西藏公益慈善方面的书，他推荐了我，对方看了我的资料，读了我的书，觉得比较满意，已经把相关资料发到我邮箱了。

　　我在电话这端踟蹰了好一会儿，似乎是自言自语，似乎对杨老师说，如果写这本书应该还会去阿里吧。

　　恰好也就在这个时候，陕西一家出版社受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委托，正在策划一套援藏干部方面的书，策划方案中主笔是我。

　　写作需要时间，更需要心境，人生总是在选择与放弃中纠结。在公益慈善与援藏干部两大题材的博弈中，我选择了公益慈善，而且是面向藏族聚居区，重点在阿里的公益慈善。

　　再次进藏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4月中旬，那个时候，我刚刚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祥瑞草原》，身心处于极度疲惫期，心里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不适合承接任何工作，更不利于写作，从容和愉悦是长篇写作者最好的状态。还好，我一向把采访当做旅行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

　　但西藏毕竟是雪域高原，高寒缺氧是基本特色，容不得半点虚假与狂妄，下飞机两小时后，我就倒下了。头痛脑涨，气喘咳嗽，喝药吸氧见效不大，血压一度飙升到150。西藏人民医院的医生为我量完血压以后，还用听诊器在我背心仔细倾听。这个动作令我异常惶恐，让我想到心肺是否出了毛病。人在高海拔地区感冒咳嗽，迅速会转化为肺水肿，继而是脑水肿，口吐白沫鲜血，仅仅几天时间就会命丧黄泉。

　　紧张一定是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医生大概感到了我的不安，告诉我别紧张。

　　后面的话我替他说了，有自我安慰的意思。我说就是真的病了，西藏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是全自治区最高的吧。

　　医生是位年轻男士，他说，我们医院在高原病防治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他给我开了药，我没有去药房取，因为我的背包里常备着这些药。

　　拉萨的雪和拉萨的雨一样，喜欢在夜晚飘临。刚到拉萨的几天里，几乎每个清晨，拉开窗帘，就会看见妖艳一片。薄薄的积雪压在粉红色海棠花瓣上，方亭的藏画色泽明丽，拉萨河依然碧水长流，连绵的群山白雪皑皑，分不清天空与大地。正午时分，阳光照耀在布达拉宫金顶上，每座山峰都有一面旗子，那是冰雪劲风构成的旗云，丝丝缕缕的云雾随风飘逸，飘着飘着，山峦就改变了容颜，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白色逐渐淡薄消减，褐色逐渐变为主体，光照强烈的时候，山巅的雪也会完全消融。

　　最为曼妙的是，方亭上积雪融化，晶莹剔透的水珠点点落下。细微的雪变成细微的水，从海棠花瓣上缓缓滑下，期期艾艾，犹犹豫豫，失恋女子一般。

　　拉萨的时光尽管繁忙，路途不太远的情况下，还是喜欢乘坐三轮车四处闲逛，拉萨的三轮车和藏族人的装扮一样，大红大绿，色彩鲜艳，藏族小伙子喜欢在车棚内装一个小喇叭，一路歌声一路笑。当然，那些歌是我听不懂的纯藏语歌曲，曲调却是人人喜爱的欢快，或锅庄或果谐或弦子舞。樱花和玫瑰在四月的拉萨含苞欲放，柳树刚刚发芽，鹅黄色的嫩芽娇媚清新。三轮车经过的时候，柳粒儿发出簌簌的声音。路过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时候，满心欢喜，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采访和被采访交织着我的拉萨时光，上午我采访公益慈善方面的专家学者，跟慈善基金会人员一起走街串巷，到学校进医院，甚至到患儿家中探访，下午接受西藏各种媒体采访，晚上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直播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