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2012年国产剧产量突破两万集，但80%的电视剧无缘登上荧幕

　　2003年以来，历史题材影视剧接踵而来，《楚汉传奇》《隋唐英雄》《隋唐演义》《赵氏孤儿》《精忠岳飞》《大秦帝国2》《兰陵王》等历史巨片轮番上映，后宫和婆媳剧被这些群雄逐鹿的英雄传奇剧所取代。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2012年国产剧产量突破两万集（是美剧年产量的六七倍），但80%的电视剧无缘登上荧幕，播出平台的增长跟不上生产数量，造成产量严重过剩。不仅如此，近两年国产剧的文化品质也令人堪忧，尤其是出现抗战剧神奇化、历史剧过度架空化等现象，使得历史题材影视剧收视率整体低迷。近期引起社会热议的国产剧似乎只有一部《后宫·甄嬛传》，如何提升影视剧的质量成为中国电视剧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电视剧的文化功能】

　　新世纪以来，电视剧成为大众文化领域最重要、也最有活力的艺术样式，特别是一些热播剧经常成为社会文化关注的焦点，这与电视作为中国消费群体最为大众的媒介有关。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兼具商品和文化属性，一方面电视剧生产领域从2003年开始向民营资本放开，已经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另一方面电视剧又关乎主流文化的呈现。这就使得电视剧既成为资本投资的文化产业，又是文化与价值观冲突的意识形态战场。

　　电视剧生产往往以利润为导向，也就是以电视剧的收视率为最重要的标准，这就使得电视剧生产经常出现一部剧热播，随后大量同题材电视剧盲目跟进的现象，从而造成同类题材的生产过剩，引起观众的消费疲劳。当然，这种跟风也符合自由市场的“理性”选择，因为那些收视率高的类型已经被市场认可，同类型制作会极大地降低市场风险。比如2002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意外”热播，同样讲述“泥腿子将军”故事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2004年）、《亮剑》（2005年）、《狼毒花》（2007年）、《我是太阳》（2008年）、《光荣岁月》（2008年）等陆续拍摄。而2009年谍战剧《潜伏》成为热点话题，这种办公室政治式的谍战故事开始不断地被复制再生产，如《黎明之前》（2010年）、《借枪》（2011年）、《悬崖》（2012年）等。

　　不过，片面地追求收视率，也会带来低俗化、娱乐化的现象，2011年10月，针对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格调低俗、形态雷同等”的不良倾向，主管部门出台了更加严厉的《广电总局将加强电视上星综合节目管理》（媒体称为“限娱令”），力图整体控制娱乐化、同质化的电视节目，增加黄金时间段电视剧的播出量，这导致2012年主旋律电视剧以及现实题材电视剧陡然增多。但是，这一年国产电视剧也遭遇质量危机，特别是出现抗战剧传奇化、雷人化的倾向，如吴奇隆在《向着炮火前进》一剧中以超酷的“飞机头”和“黑超皮衣”扮演抗敌英雄以及一些抗战剧中“手撕鬼子”、“捏鬼子脑袋如捏西瓜”、“抗战英雄射箭都能拐弯”的桥段设计过于夸张和传奇。针对这一现象，广电总局已经出台了包括“革命历史题材要敌我分明”、“古装历史剧不能捏造戏说”等电视剧创作的六项要求。

　　这种现象一方面与电视剧盲目跟风、粗制滥造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主创人员缺乏明晰的历史观有关，从而把战争、历史游戏化。而历史观的单薄与其说是不尊重历史，不如说更是对现实生活丧失把握的能力。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关于历史的想象与叙述也密切联系着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和判断。

　　【历史剧的现实关切】

　　电视剧作为一种在家居环境中观赏的艺术形式，最擅长讲述家长里短和历史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宰相刘罗锅》（1996年）和《雍正王朝》（1997年）的流行，使得国产历史剧成为电视剧中最为成熟的叙事类型。新世纪以来帝王剧、红色革命剧、谍战剧都涉及到对古代中国、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重新讲述，这些风格各异的电视剧总能与当下中国建立恰当的契合点，为观众提供丰富的情感认同的空间。正如红色革命历史剧不再讲述80年代的伤痕和血债故事，而成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这正好吻合于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对于理想、信仰和竞争精神的内在需求，这成为“泥腿子将军”、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重新占据荧屏的心理基础。

　　近两年，后宫穿越剧成为流行的电视剧类型，这些大多改编自网络文学的电视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当下略过近现代中国穿越到前现代中国，这种穿越和架空看似抹除了“历史”，实际上却完成了历史的“现实化”，也就是说“后宫”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封闭空间成为当下都市年轻人尤其是白领们最为真切的“现实”体验。正如《后宫·甄嬛传》中甄嬛从“常在”到“皇太后”的晋级之路很像职场故事中的科层制管理，只是相比杜拉拉的升职记，甄嬛所经历的则是如履薄冰的生死之战。这种职场想象的“后宫化”，反映了一种个人奋斗、公平竞争的职场理念正在逐渐被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腹黑世界所取代。这与近些年流行的职场小说（如《输赢》《圈子圈套》《浮沉》等）、官场小说（如《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的社会及历史想象是一致的。

　　如果说80年代作为历史的人质和牺牲品的个人笼罩着一种自由与解放的梦幻，那么在“深似海”的后宫中个人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臣服”和顺从。在甄嬛看来，没有后宫之外的世界，不管是后宫，还是发配到寺庙修行，后宫式的“赢家通吃，输家皆失”的秩序永存，除了再次回到后宫继续“战斗”，别无他途。伴随着新皇帝即位、甄嬛成为皇太后，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新一轮后宫大戏的开幕。在这个意义上，“后宫”不再是一处历史的阁楼，而是年轻人言说现实处境的最佳隐喻。值得深思的不是如何给年轻的“甄嬛们”提供更多参加“宫斗”的机会，而是重新反思人生和生命的基本价值，寻找“后宫”之外的广阔天地。

　　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那些密切关注现实、创造性地与观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文艺作品才有可能真正流行，因为在文化产业化的时代，消费者才是最终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