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展览展厅一隅

　　所谓的书法展览时代，指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30多年来，以书法展览为主要展示交流方式的书法创作时期。展览的方式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书法作品的展示环境由过去的文人小书斋走向了社会化的大展厅，但却使传承数千年的古老的书法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引发了当代人的许多思考。

　　>> 展览决定了当代书法创作突出形式美的基本理念，改变、丰富、发展了创作的形式与技法。

　　展览使书法创作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书法创作的形式与技法不断探索出新，使书法的审美立场与价值判断标准发生了新变。当下展览时代的书法创作，虽然其物质素材仍是汉字，书写着具有文词含意的诗文，但书法艺术已与文字的使用性渐行渐远。对书写的文字内容可有可无，而聚焦于作品的形式构成之美与笔墨的表现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形式至上”的口号，这种书法创作的理念与过去“书斋时代”（我们权且用这个尚未能细推敲的词，以作为与“展览时代”的对应）大不相同。

　　过去书斋时代的书法不像今天的鸿篇巨制，而多为小品，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在掌上案头赏读书法，其特点是“口诵其文，手楷其书”，就是句读其文词美妙与文义的幽深，玩味其沿笔势展开的翰墨精妙，在文采风流与翰逸神飞的无间交融之中，来感受作者的气质禀赋、修养情操与人格魅力。这种将文词、笔墨、人格糅合在一起的审美方式，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真、善、美合一理念的表现，欣赏一件书法作品时，不单单是对技巧形式的解读，文词的内容以及作者的气质、人格都将对书法美具有参与、影响的作用。艺术与人、真善与美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古人对书法美的认识。

　　而当下书法的展览时代，八届国展收稿约4万件，九届国展收稿约5万件，而十届国展分上海、南宁两地操办，共收稿约6万件。面对数量巨大的来稿，评委们的评审方式是瞬间判断，每位评委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一件作品做出优劣取舍的判断。近3届国展展出的作品都是一千件，观众看展览一般是半天时间，按180分钟计，约10秒钟看一件，面对林林总总的鸿篇巨制，面对五颜六色的各种形式，读者只能是走马观花。这瞬间判断与走马观花，只能是对作品外在形式美的感受，书斋时代对文的赏读和对人的感受无以谈起，只剩下了形式至上。

　　展览会的形式决定了当下书法创作突出形式而淡化其它，作品进入展厅，人们就会以视觉艺术来对待，形式就是其艺术内容。展览时代的书法无视其文、远离其人，使书法艺术独立起来、纯粹起来，也就是剥离了真善美中的真与善，只剩下单纯的美。突出形式而淡化其它的创作理念，决定了一切与创作形式关系直接的技法都在强化、发酵、发展，一切与形式美关系间接或不明显的技法都在淡化、萎缩、变异。

　　展览时代的书法创作尽管高喊弘扬个性、宣泄激情、特立独行等等，但在与古人相比之时就会发现，此时的书家是为“他”而制作而不是为“我”而创作。在作品形式上，要适应、适合展览需要，不自觉地成为展厅形式的“奴隶”，对形式设计呕心沥血，力求出奇制胜，对作品百般粉黛，力求吸引眼球。尽管在形式上不断求新求变，但其中不无自我价值的失落与扭曲。

　　>> 展览时代书法创作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思考与探索。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20年间，可以说是当代书法的探索发展期，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或可说是稳定发展时期，为什么这样分期？因为上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对展览时代书法创作的文化性反思，世纪之交“书法展览年”的三大展所表现出的“明清现象”，即是一种文化反思的表现，这种反思是水到渠成的，是一种在创作中自然而然的群体性趋向，而不是某个理论家、某个先知先觉者从理论上强力提出，在创作实践中产生影响力的。其中艺术内在的自律在发生着重要作用。所以我把世纪之交定为当代书法探索期与稳定期的大约分界。之后接踵而来的许多文化思考与创作表现，如“书家学者化”的提出、书家写自作诗文的呼吁，以及“阅读书法、民生书法”的口号，都带有尝试当下书法文化回归的性质，见仁见智。

　　书斋时代的书法，艺术和文乃至人密不可分、合和为一，共同构成了书法艺术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表面的看，当下书法作品的书写内容缺乏文化，当代书家不读书，只在技巧上挖空心机而争奇斗艳；而深层的，是作品文化属性及作者人格魅力的缺乏，突出了形式及完成这种形式的技法的空壳，抽空了作为核心精神的文与人。为什么上世纪末在“书法展览年”中会出现“明清现象”？

　　王铎书法是“二王”帖学正脉传下来的，其书法内含着儒家所崇尚的“雅意”。面对大幅的王铎书作，感受着一种语焉不清的庙堂之高气象，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夫所特有的精神表现，其意味隽永，有着耐人寻味的境界与美感，通过笔墨表现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这是其书法中内蕴的精神。而其笔墨表现及章法经营，则明显能与当代重表现、重个性的创作理念相接轨。王铎书法不但注重形式的表现（空间性），而且注重书写的自由与酣畅（时序性），不但具有作品外在的形式表现力，而且内蕴着厚重的文化性。王铎书法兼具内涵的文化厚度、形式的表现力和作者精神气质表现的3方面，其文化厚重并非通过书写内容才表现出来，相反，他传世的许多经典作品是把“二王”传世法帖放大开来在大幅的纸或绢素上痛快淋漓地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今天我们可视为“无内容书法”（指文字内容），而不假诗文内容的纯形式表现同样能传达出文化精神和庙堂气象。另一方面在王铎的笔墨表现中，自然流淌着他的气质精神乃至其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其政治上的选择与作为一个人的气质与修养并不可等同而论），其书作中并没有刻意表现自我，而“我”却无处不在，当下展览时代书法创作突出形式、缺失文化气象与人的精神世界，从王铎为代表的明末清初书家的作品中我们可得到一种启示。

　　提高书法作品的文化内涵，提升书家的文化素质，我觉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只是具体的、形质的，而本质的是要提倡书法家做一个文化人，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读书人”。传统中所谓的文人有两种内涵，一是指其学识胸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学而思、思而学之类的。二是指其风骨情操，这一点最重要，也是当下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书法界失落最多、亟待唤回的一种传统文化精神核心。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今只剩下了“艺”，置道德于不顾，这是最值得反思、最焦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古贤早有说法：“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其中的意诚与心正是当下书法人应重温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