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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专家齐聚番禺研讨节日文化

时间:2013年10月18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

  9月18日中秋佳节前夕,中国民协在广东番禺南村镇举办中国(番禺)七大传统节日论坛,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燕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王锦强,广东省文联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双南征,广东省民协副主席曾应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学家、节日文化研究专家、民间文艺工作者一百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总结、研究和探讨推进我国七大传统节日的保护、传承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共同守望我国传统节日这一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中国民协副主席、广西民协主席韦苏文主持开幕式。番禺区委书记、区人大主任卢一先致欢迎词。他说,番禺作为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非常重视挖掘、整理、保护传统文化与民族民间艺术。他希望能藉此契机,为番禺的文化发展把脉,推进新岭南文化示范区建设。罗杨发表讲话。他说,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与重阳,是中国七大传统节日,是自然节律与人文思想紧密结合的产物,它历史悠久、时序恒定、形态稳固、内涵丰富、特性鲜明,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他认为,在不脱离人文关怀的前提下,只有赋予古老的传统节日以现代化气息,才能使传统的文化符号体现出现代中国的文化新意。论坛由中国民协顾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陈勤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教授陈恩维,节庆文化研究专家李汉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晔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稚田,甘肃省民协名誉主席、兰州大学教授柯杨,中山大学教授刘晓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施爱东,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刘岚等9位知名专家学者分别就中国传统节日的当下意义、传播手段、商业推广、世界传播等方面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其中,李汉秋发表的《中华节该突出人伦情义》,陈勤建发表的《中国传统节日传承传播的世界意义》及刘晔原发表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当下意义》等发言,引发了不少听众的共鸣。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节日就是民族情感表达的最大公约数,保护节日,就是保护民族的认同感。同时,保护节日也是多元的,不能只靠民众自身,各种社会力量都应参与其中。”刘魁立在总结时,深有感触地说。(刘 未)

庙会,众多“非遗”项目的重要载体

□ 柯 杨(甘肃省民协名誉主席、兰州大学教授)

  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人类心理、情感及文化认同赖以滋养和安抚的重要行为,它必然会延续到久远的未来。故作为信仰载体的庙会也必然会长期存在。庙会不但是民间信仰的载体,也是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

  民间信仰、庙会与非遗保护

  我国的佛寺、道观遍布大江南北,各种地方性神庙更是星罗棋布,数不胜数。信仰产生了神灵之家——庙宇,而庙宇的存在和庙会活动的周期性举办,又加深和巩固了人们的信仰。各地的庙会,既是民众信仰民俗的重要载体,又是许许多多传统的非物质文化得以产生、传承和长期延续的重要载体。

  我国的庙会发展到今天,已不完全是朝山进香、祭祀神佛、抽签问卦、求子祈福、还愿谢神一类的民间信仰活动,而是成为集信仰、商贸、娱乐、旅游、休闲、探亲、会友于一体的民间盛会。如果加以详细考察,就会发现,所有庙会,尤其是各地的大型庙会,都有许多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与其中,成为与庙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影响力有的甚至超过了庙会本身。比如,甘肃省的康乐县莲花山庙会、和政县松鸣岩庙会、岷县二郎山庙会、临潭县新城城隍庙庙会、永靖县炳灵寺庙会等,虽然到现在为止祭祀并未中断,香火仍然盛行,但因为它们都是大型花儿会的举办地,而现在,花儿与花儿会已进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显然已大大超过了庙会本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庙会,也就没有后来的花儿会,所以我认为,庙会是花儿会的母体,并逐步成为花儿会的重要载体,这与花儿会最初因庙会活动(以歌娱神)而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莲花山庙会为例,来看看它与花儿会的密切关系。康乐县莲麓乡与临潭县冶力关乡交界处的莲花山,海拔3578米,森林密布,风景秀丽,既有佛寺,又有道观。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到初六,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其规程是:初一、初二为朝山进香、祈福禳灾、求神还愿之日,乡民们在庙里只能唱“神花儿”,不得唱情歌。初三、初四两天,则在山下的唐坊滩和足古川大唱情歌,日夜不歇。初五兵分两路:一路向景古乡的王家沟门进发,在那里唱一天一夜后,于初六日转移到临洮县的紫松山,大唱一天后散去;另一路则转移到临潭县的冶力关乡,要唱两天才散。这个先祀神、后娱乐人;先礼神佛,后唱情歌的顺序至今仍然保持着,充分证明了乡俗的古老性与持久性。这一事实说明,花儿会源于庙会,且长期以庙会为载体,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民间信仰与娱乐紧密结合的活态存续,具有很高的文化史意义和保护传承价值。

  庙会是不少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载体,还可以从甘肃省环县道情皮影戏的生存状况得到证明。作为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县道情皮影戏,是依靠庙会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每逢庙会,皮影戏班子必然先给神灵表演《天官赐福》《紫霞宫》等神戏,然后才演《九连珠》《白蛇传》《月梅亭》《白狗卷》《蛟龙驹》等娱人的传统剧目。

  以高度文化自觉保护庙会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了庙会,也就保护了环县的道情皮影戏。至于善男信女的念诵宝卷,民间艺人的戏法表演,练家子的使枪弄棒,盲艺人的吹拉弹唱,儿童玩具的摆摊销售,地方小吃的吸引香客等等,更是各地庙会必然会有的内容,其中多数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保护的项目。所以说,像环县县政府那样,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健康的文化心态加强对民间庙会的科学保护,充分发挥它双重载体的作用,对我国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存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庙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愿意承担管理和保护责任,这是很遗憾的。针对我国目前国情,我非常赞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的一句话:“强化政府管理是第一位的,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如果各地方政府都能像环县政府那样,以高度文化自觉和饱满的热情进行庙会文化的保护和科学管理,那么,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传统节日文化的校园传承

□ 曾应枫(广东省民协副主席)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而灿烂,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合力的载体,多彩多姿的民间文化在传统节日中表现得蓬勃生辉。然而到了20世纪末,中国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不少的传统节日文化日渐式微,我们的后代对于传统的民间节日文化基本一无所知,他们不认识闻名海内外的广州波罗诞、广州龙舟节、广州乞巧节为何物,不知道扒龙舟、摆乞巧、做波罗鸡、波罗粽等传统的民间艺术缘出何处。

  文化自觉与增强身份认同

  “文化自觉”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要在校园传承传统节日文化,首先是校长等主要领导对自身本土节庆文化的感知和领悟,否则传承文化就无从谈起。

  珠村乞巧节2001年就开始恢复了,此后每年七夕,都是珠村最为热闹的节日。从2004年起,乐理明来到珠村小学任校长,就不断接触到了珠村的乞巧文化,并参与到珠村的乞巧文化节的活动中,他提出了“立足校本,依托社区,文化熏校”的办学策略,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学校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初步形成了以乞巧文化为特色的校园文化。

  由此可见,校长的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将是传统节日文化的教育传承的最关键所在。学校的校长、教员和学生把非物质文化视作自身的或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会加大力度给予传承与保护。

  共同参与中体验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

  冯骥才先生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这里说的“民众参与”与“自主参与”有三样要素:“人”,指社区居民的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之创造;“文”,指社区共同历史文化之延续,艺文活动之经营以及终身学习等;“地”,指地理环境的保育与特色发扬,在地性的延续。

  先看珠村小学2007至2008年参与广州乞巧文化节活动内容就可以发现,如果每个学校教育都能够起到传承传统、培育文化的作用,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节日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教育和参与,使学生产生对传统节日的温情和敬意,培育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课题研究中提升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

  从二十世纪中期起我们的学校教育,有着明显淡化经典和摒弃传统节日文化的倾向,近二三十年,西方节日文化趁虚而入,在青少年中大大地抹去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因此学校教育就有责任担负起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重任。

  传统节日不仅增强人们相互交流、沟通,而且能够增加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传统节日文化的教育传承从教学实践开始,实践使节庆文化知识赋予了真正的文化价值,面对民族的活态文化,作为传统节日民俗文化发展的事业来说,做好课题研究,出一本区域性的乡土教材是迫在眉睫的事。

  当青少年从小能够熟悉传统节日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精神内涵,以传统节日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有希望。

广东春节习俗的文化特征

□ 刘晓春(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在广东的广府、客家、潮汕、雷州半岛和瑶、壮、畲等五个文化区域,因其地域、族群的差异,在春节习俗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同时,也具有共同的岭南文化特征。

  第一,广东的春节习俗体现了浓郁的南国风情。这在春节的食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岭南多稻少麦,与北方的面食相比,岭南春节的传统食品多以米为原材料。岭南位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潮湿,花木四季常青,春节期间,这里的人们喜欢以鲜花装点春节,广府更有除夕“行花街”之俗。所以,无论从春节的饮食还是活动习俗来看,它们都带上了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南国独有的地域色彩。

  第二,广东的春节习俗体现了岭南人重商务实、平民意识较强的性格特征。例如,广府以及少数与粤杂居的客家地区正月初二的“开祃”,就是与商业有关的春节习俗,而在“开祃”中的以“无情鸡”婉辞员工,又体现了一种讲究和气和平等的平民意识。

  第三,广东的春节习俗体现了岭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兴盛。从年前的祭灶,到除夕拜祭祖先、天地诸神,初一“迎财神”、“迎喜神”、“的鹤神”(阳江),还有初二开年、初四“神落天”(潮汕)、初五财神诞、初七人日、初九玉皇诞、十五元宵等等,都少不了一番祭祀。

  广东春节习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广府、客家、潮汕、雷州半岛和瑶、壮、畲等广东五大文化区域的春节习俗体现了浓厚的岭南地域文化色彩,但是从整体上看,广东春节习俗无论在节日起源、节日时间或节日文化心理上,都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春节习俗一脉相承。

  从节日起源上看。广东的春节习俗是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而随之入粤的。所以,广东许多春节习俗与我国其他地方的春节习俗是相似或相关的。例如广府年三十晚的“卖懒”,便是源于吴越的“卖痴呆”;客家地区的“送穷”是南北朝至唐代便开始盛行的古俗,《岁时广记》与《荆楚岁时记》等志中均有记载,此俗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流传;佛山的行通济、潮汕地区的行桥度厄、吴川梅菉的逛花桥,便是从唐宋妇女元宵“走桥”、“走百病”发展而来。此外,还有燃爆竹、贴春联门神、团圆饭、压岁钱、守岁、拜年、元宵灯会等等,都是源自中原或吴楚地区的汉族春节习俗。

  再从节日时间上看。春节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如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为祭灶日,是日扫除、全面开展春节的准备工作;腊月二十九或三十日为除夕,是日团圆守岁、辞旧;正月初一为元旦,是日迎新、拜贺;正月十五为元宵,是日赏灯、吃汤圆等,从这几个重要的时间划分及主要习俗内容上看,广东各个文化区域与全国各地基本一致。此外,还有初二吃“开年饭”、初三“赤口日”、初五“财神诞”、初七“人日”吃七样菜、初九“玉皇诞”等节日时间,也是与其他地区相互吻合的。

  从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心理机制来看。广东的春节习俗无论是个性的还是共性的部分,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心理其实都是相通的。例如春节最为普遍的换新春联、门神,放“开门炮”等,含有辞旧迎新之意。又如,阳江的“送番船”、潮汕地区的“送香船”、客家地区的“送穷鬼”、雷州半岛的驱傩、瑶族的“送懒”等,事实上表达的都是除秽、送瘟神的意义,其中“送番船”、“送香船”、驱傩等逐渐与打醮等道教文化发生联系。此外,对除夕团圆的重视,春节祭祖,给小孩压岁钱希望其健康长大,拜年要从长辈开始,女儿要回娘家探年,元宵生子者要到祠堂挂灯、请灯酒或做丁桌,等等,此类习俗都体现了与孝悌、伦常等相关的强烈的家庭观念和宗族意识,而这些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总而言之,无论从节日起源、节日时间还是节日文化心理上来看,广东春节习俗都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脉相承,息息相通,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节该彰显人伦情义

  □ 李汉秋(节庆文化研究专家)

  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重视伦理道德和人伦情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突出贡献之一。

  中华传统节日,是培育人伦道德的沃土,是人伦教化的好载体。现代最重要的三大人伦关系应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相对应倡导亲慈子孝、夫妻恩爱、师生情义。

  七大节都是人伦节日:人伦情感是传统节日的灵魂。我们的传统节日无不灌注着浓浓的人伦情义。例如,人伦情义是年俗文化的精髓。过年回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功利境界回到天伦境界。清明节的核心内涵和情感本体是缅怀已逝的亲人、先人。其感情本质就是人伦情义。清明节是中国的感恩节。

  我国1951年订的节假日制度,传统节日只有一个春节,2004年我就正式以全国政协提案建议,清明、端午、中秋、除夕等重要传统节日应作为法定节假日;2005年中宣部等五部委制定发表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列出五大传统节日;2007年就公布了清明、端午、中秋放假的方案。

  七夕节可叠加中华情侣节:我们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多义性的,未设单项主题的专节。而现代社会分工很细,需要有表达单项人伦感情的节日,于是西方情人节,美国母亲节、父亲节,便乘虚而入。但异质文化的人伦节日难以承担传承中华人伦传统的重任,而且长此以往,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必将受损,年轻人的节日记忆将被“西化”。

  2003年3月我当面向思想文化界最高领导建议以七夕为中国情人节,领导在首肯的同时指出,最好叫“情侣节”。其后我都提倡以七夕为中华情侣节。2010年国家七部委《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指出:七夕的主题应突出“爱情忠贞”。

  重阳节可叠加中华父亲节:我国未设立自己的父亲节,于是有些商家和媒体把6月第三个星期日的美国父亲节当作中国的父亲节,并误以为它是“国际父亲节”。其实,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父亲节之外至少已有38个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父亲节。

  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需要设立倡导尊老敬老的“老人节”。1982年第36届联合国大会第20号决议提出,建议各成员国政府自己确定一个日子为自己国家的“老人节”。1989年,我国政府决定以本来就蕴含敬老内涵的重阳节作为中国敬老节(老人节)。

  重阳节既可以是敬老节、老年节,还可以为中华父亲节。

  第一,2010年国家七部委《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指出:重阳节应突出“敬老孝亲的主题”。“敬老”之外又加上“孝亲”。确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老”首先要“孝亲”,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孝亲做起,才能真正落实。重阳节叠加上“中华父亲节”可促进每人每家的孝亲。

  第二,中华传统以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九是最大的阳数,“九九重阳”最适宜作为中华父亲节。

  第三,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时期的中华父亲的代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黄帝于九月九日乘黄龙升天的传说,从汉代以来,人们便在这一天祭拜黄帝。把九九重阳祭拜黄帝的这一天,作为中华父亲节,是有历史渊源、有民俗依据的。

  2010年,我和一些同仁就倡议以重阳节兼为中华父亲节,得到广泛支持。2012年2月成立了中华父亲节促进会。

  中华母亲节广有群众基础:2004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案创设以孟母为形象代表的中华母亲节。2006年中华母亲节促进会成立。2008年又有67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将孟母生子成为母亲的四月初二日设立为中华母亲节。之后,全国人大、政协多次出现此建议案。

  2011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与中国网、新浪网联合民调结果:80.9%的人赞成过中华母亲节。2013年5月中国网网上投票,支持中华母亲节的高达98%以上。

  2007年首届中华母亲节以来,已有八十几个城市的一些学校和单位先后开展活动。有的成立了组织机构,如山西省中华母亲节文化研究会、河北省中华母亲节文化研究会等。

  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过中华母亲节的积极性,只要中央有关部门有所表示,加上传媒界、商界配合,不愁不蔚然成风。

  以孔子诞辰为中华教师节:2013年9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每年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2004年我就以全国政协提案首倡此议,近十年来持续不断呼吁,现在终于有望了。


(编辑:单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