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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拍卖会拍不出有话语权的好编剧

时间:2013年10月15日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蒋肖斌

  国庆节前夕,一场在网络吆喝了几个月的“中国剧本拍卖会”(以下简称“拍卖会”),终于在几次延期后召开了。

  说起“拍卖”,总让人联想到在敞亮的酒店大厅中,精美的拍品在一旁展示,拍卖师口若悬河,买家从容举牌。然而,这场剧本拍卖会的地点设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家中型饭店内,一个只能容纳80人的无窗会议室里坐满了买家——影视公司代表;而卖家——编剧们,只能站在会议室外狭窄的走廊中。

  参拍的一名编剧抱怨道:“没想到场地那么小,都不让我们进场。”一名工作人员一边安抚“正好大家在外面可以多交流嘛”,一边指挥着“快,再往里面多搬几把椅子”。一阵忙乱后,拍卖会略显仓促地开场了。

  161部剧本,仅有1个买家

  拍卖会主办方梦制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剑虹介绍,参拍剧本要符合一定条件:“如果是小说改编权,必须是已经出版的畅销书;如果是电影剧本,作者之前要有电影作品;如果是电视剧,应该已经写完了至少一半以上集数。”

  浏览拍卖图录发现,业余编剧占了绝大多数,161部参拍剧本涵盖了都市、农村、青春、玄幻、历史、恐怖等所有你能想到的类型,还有“魔幻爱情喜剧”、“乡村与县城结合的悲情剧”、“历史动作片”等诸多作者自创的混搭类型。电视剧剧本的起拍价在1万元~3万元每集,电影则是几十万元不等。当然,也有要价高达800万元的电视剧——这个题为《猪八戒下凡》的剧本,作者连怎么植入广告都周到地替买家想好了——可惜最后也没卖出去。

  剑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原本订了300人的场地,怕来的人少冷清,于是换了这个80人的会议室。”从现场来看,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只是,来的人虽多,成交量却是惨淡的。

  拍卖师念着每一部参拍剧本的名字和价格,并问:“有人感兴趣吗?”回应她的往往是沉默。买家们淡定地喝着茶,玩着手机,心不在焉地翻着手中的图录,和会议室外人头耸动的热闹形成反差。

  拍卖中途穿插了一首歌曲版权的拍卖,几个“北漂”摇滚歌手还来到现场献唱。一名“100号先生”举牌买下了这首歌曲的版权。直到拍卖会结束,“100号先生”都是唯一举牌的买家,他一共买下了一首歌曲、一部话剧剧本、两部电视剧剧本和两部小说改编权。他不愿意透露自己所代表的影视公司。

  剑虹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感到意外:“有些编剧对自己的期待太高,对拍卖抱着买彩票的心态。我们只是想为没名气的编剧们提供一种新的渠道,并不想、也不能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

  写剧本的不一定是编剧

  在拍卖会开始之前,记者采访了编剧刘和平,曾撰写《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电视剧剧本的他对拍卖会预言:“不太可能出现竞价的场面。”不幸被他言中。刘和平说:“剧本拍卖,给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不过,写剧本的这些人是不是编剧,我心里首先要打个问号。”

  他认为对影视作品而言,剧本最难:“方方面面都要懂,机位、镜头、戏剧结构……不是拿起笔、敲着键盘,上来就能写的。现在不会写剧本的人来写剧本,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参拍剧本中,有一部电视剧的作者是一名农村妇女周杏暖,她利用照顾孩子之余,半年写了32集。这次为了参加拍卖会,她交了800元的参拍费,还专程从老家河北饶阳赶到北京。虽然最后没能进到现场,也没把剧本卖出去,她还是坚持“不把这个卖出去,不会写下一个”。周杏暖说:“写小说太麻烦,还要写人物、心理。在网上查了查剧本的格式,挺好写的,就写了。剧本三分之二是我的亲身经历。”至于剧本一共有多少字,一集多长,她茫然地摇了摇头。

  豆瓣网上有一个小组“中国编剧邪会”,管理员韩辰辰解释名字的来由:“‘邪’取‘协’的谐音,看上去更戏谑一点。”小组目前有8916个组员,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各种买剧本、卖剧本的消息在小组中实时更新。韩辰辰说:“近年国内影视行业快速发展,让编剧成了一项名利双收的工作。除了每年从各大艺术院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还有很多传统的文字工作者,包括作家、编辑,一些理科出身的人也逐渐加入这个行业中。”

  韩辰辰认为,编剧行业的门槛不高,稍微有些文字功底的人经过短时间训练就能写出较为完整的剧本,因此也使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这并不全是贬义,很多成功的编剧不是专业出身,但他们丰富的知识体系和生活阅历也是优势。”韩辰辰说。

  一晚能写上万字的,不是好编剧

  韩辰辰的朋友和发财,哲学硕士出身,放弃了原本规划中的教师或公务员道路,成了一名编剧,目前专注于抗战剧。和发财说:“编剧的稿酬应该是文字工作者中最多的。如果写得好,是一个值得托付的饭碗。”

  一集电视剧剧本1万多字,普通编剧的市场价在1万元到3万元,一线编剧可能高达30万元,相当于千字3万元,而作家的稿酬只有千字500元到1000元。相比不久前国家版权局规定,原创作品千字百元的最低稿酬,剧本不可不说是高价。

  剑虹介绍,虽然没有明码标价,但编剧行业有一个大致的规范。“不走院线的数字电影,总投资几十万元,剧本成本大概占10%;院线电影剧本在10万元~30万元之间,大片另算;有名的电视剧编剧写一集二三十万元,一部戏拿到上千万元,制片方还得排队等。”剑虹说,“美国有编剧的行业协会,有规则,中国靠圈子。一线编剧纷纷成立工作室,忙不过来,年轻编剧却四处投稿无门。”

  刘和平形容制片方找编剧约稿,就像“裁缝做衣服,做得好有口碑,才有人来定做”。而且现在的渠道比以前畅通不少,2011年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每个月都举办沙龙,为制片方和编剧牵线搭桥,不收取任何中介费。刘和平是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副会长,笑称自己是“当义工”。

  刘和平说:“目前国内编剧,即使是最高稿酬,也没有高于国际标准,一般是更低。有些演员一个人拿走一部戏一半的制作费用,这种不靠谱的事在编剧界还没有。而且,认真负责的编剧,对整部戏收益的贡献,远远大于他所拿的稿酬。”刘和平曾花5年多时间只写一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他说:“一晚上能写上万字的,不是好编剧。编剧是一个苦差事,写得又快又好的,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编剧中心制,还只能想想?

  现在对一些顶尖编剧而言,不菲的剧本稿酬已经不是其主要收入,他们拥有影视公司股权,还参与票房分红。剑虹说:“经历了‘导演中心制’,现在是‘制片人中心制’,也许将来会出现个别‘编剧中心制’。”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编剧中心制”还只能是梦想。“中国编剧邪会”小组中有一个帖子写道:“全国80%的影视公司都集中在北京。北京的影视公司80%都不靠谱。不靠谱的编剧比不靠谱的公司更多。”韩辰辰解释道:“这个数字可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背后有很多无奈和辛酸。一方面,有的制片方拖欠编剧稿酬,或者要求无休止地修改剧本,甚至骗走了编剧的创意另找人写剧本;另一方面,有的编剧拿了定金却无故拖稿,最后音讯全无。”

  但在编剧和制片方的“较量”中,编剧往往处于弱势。韩辰辰透露,现在制片方拖欠编剧稿费非常普遍,有的编剧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制片方的理由就是简单一句话——剧本没有达到要求。“剧本是否达标,没有官方标准,更多是制片方的主观判断,这对编剧来讲很不公平。演员片酬少可以不演,导演片酬少可以不拍,可编剧的剧本已经写出来了,不给稿酬,你说怎么办?”

  除了飘忽不定的稿酬,剧本怎么写也不全是编剧说了算。作为抗战剧编剧,和发财对前段时间的热门话题“抗战神剧”有自己的辩解:“很多人指责《永不磨灭的番号》中手榴弹炸飞机的情节,其实,一部剧需要有人写、有人买、有人播,任何一个环节断裂,都不会出现在电视上,单纯把责任推给编剧,极不理性。制片方是你的老板,他要求加入某些情节,也是他们的工作。如果对一个问题僵持不下,很多编剧不会冲动到为了艺术而放弃饭碗。”

  早在2004年,深圳曾举办过一场影视剧剧本的拍卖会,当时莫言、梁晓声等作家的作品都参与了拍卖,成交金额达594.5万元。此后,这类拍卖会一直雷声大雨点小。

  北京的这一场,也只能在“100号先生”孤独的举牌中匆匆收场。原计划下午两点到6点半的拍卖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买家和卖家似乎都没什么可留恋的,原本水泄不通的会议室和走廊迅速清空。也许,好编剧还得慢慢“养”出来,一场拍卖会真的改变不了太多。


(编辑: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