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画牵出张大千的敦煌往事

　　20世纪不仅在中国画坛，在国际画坛，张大千无疑也是一朵鲜丽的“艺术奇葩”。

　　他出身书香门第，母亲擅丹青之绘，加上二兄张善孖绘画方面的影响，使他具备了走上绘画这条路的充分条件。他的艺术才情不仅表现在工笔、写意、水墨、泼彩、人物、山水、花鸟等绘画方面;在书法、篆刻、诗词等方面也样样挥洒，功力深厚，灵气毕现。他的艺术视野开阔，阅历深厚，出国猎艺，亲历敦煌，且广布教育，办学“大风堂”，弟子层出不穷。

　　我1993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那时在图书馆都能见到他的画册，包括他在敦煌时期的早期印本。当然，第一次看张大千的作品那是更早以前，高中时期为了应考美术学院，对其工笔《仕女》印象特别深，艳丽的色彩，婀娜的身姿，雍容的体态。

　　我因为长期以来关注和搜集敦煌文献，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他和敦煌的那段奇缘。1941年，张大千携家人和几个学生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其间清理出洞窟309个，对莫高窟中许多壁画进行了临摹复原，共达200余件。此外，对洞窟的分类编号也是对“敦煌学”的一大贡献。

　　这幅《观音大士》像，从“敬橅莫高窟唐人大士像一区，寄奉君璧道兄永充供养。蜀郡张大千。”款识看是赠给好友黄君璧先生之作，其本出自敦煌莫高窟第五十四窟唐代大士像。从画风和构图看，应为1942年前后之作。

　　后来传出他在临摹壁画时，剥掉壁画的消息，引来不少争议。他在“敦煌”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无论是褒是贬，都已经写进了美术史，况且他本身就是一段丰富的美术历史。他对敦煌壁画的剥蚀和破坏，是让人无法原谅的事实;但他对艺术充满的崇敬和执著情怀，又从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消解了对他的责备和批评。

　　我本身就是一个“敦煌迷”。十多年来，每年暑假都要去敦煌莫高窟和“丝绸之路”走走。敦煌作为佛教、艺术和精神的载体，在20世纪以后的诸多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敦煌莫高窟壁画在张大千之后，走进了艺术家的创作视野，也成了艺术理论家的研究天堂。

　　2012年11月，我将庐江草堂20年来收藏的敦煌老照片、敦煌壁画粉本画稿、敦煌供养人题记拓片、藏经洞出土佛经、文书等举办了《敦煌艺术文献展》，得到了“莫高窟”粉丝们的极大关注，展览反映很好，这是敦煌艺术及“敦煌学”的“魅力”所在。

　　今年是张大千辞世30周年。徐悲鸿先生曾说：“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我想，徐悲鸿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带有一些“玩笑”。徐悲鸿出生在1895年，张大千出生在1899年，从年龄上看属同龄人，且张大千晚于徐悲鸿辞世。从美术史观看，同龄人的评价多半是玩笑、恭维、调侃等，张大千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艺术批评是严肃的，由历史评判其价值。

　　张大千的画作从具象走到印象，再到晚年的抽象，经历“师古、师自然、师心”三个阶段。对一个画家而言，人生各个时期的点滴连成一线的时候，画家的面貌也就愈发清晰。这也是鉴赏艺术品很重要的一环。早期，张大千广涉唐宋元明清绘画传统，遍临石涛、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画作，仿作有时被鉴赏专家也错认为是真迹。画风飘逸着“古风”，高古奇格。“敦煌莫高窟”的艺术经历后，对其艺术创作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古者为师，与古人对话，这是“阅”尽沧桑。以自然为师，这是对宇宙膜拜，这是“历”尽沧桑。师心，“心”是智显，阅历形成哲学心智，超乎古人和自然，便为“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