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抚松县老把头节祭拜仪式上孙良后人宣读祭文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组入深山考察采参习俗

采参籽

长白山人参古贡道新安遗址

长白山采参习俗：抬山参

2010年8月31日抚松县人参节祭拜老把头活动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考察组深入参乡采风

抚松人参节期间“药食同源”人参美食文化品评活动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志学考察锦江木屋村落

　　抚松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脚下，是“中国人参之乡”、“中国蓝莓之乡”和“中国人参文化之乡”。长白山机场、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国道201、省道302交汇于此。全县辖区面积6530平方公里，下辖14个乡镇，3个省级园区和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有汉、朝鲜、回、蒙古、满、壮、侗、锡伯等21个民族，人口32万。这里山青水碧，风光旖旎，森林覆盖率达87%，拥有长白山天池、锦江大峡谷、仙人洞、锦江木屋村落、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渤海“朝贡道”、新屯子“西山遗址”等多处独特迷人的风景名胜。红松、人参、林蛙等30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莽莽林海中繁衍生息。

　　溯源抚松 历史悠久

　　穿越历史迷蒙的烟雾，拨开石器时代的神秘面纱，长白山宛如隐逸世外的卧佛，拈花微笑。抚松新屯子镇西山和仙人桥镇大青川村小南沟一带，遗留着远祖采摘渔猎、刀耕火种的痕迹。商周时期，这里是东北最早先民肃慎族人的核心栖息地。在长白山群峦的皱褶里，隐藏着渤海国陆上朝贡古道曾经的辉煌。抚松在辽时属东京道，金时属上京路会宁府，元时属辽阳行省开元路，明时属奴儿干都司建州卫。在清代，因长白山为满族皇室龙兴之地，这里曾一度被封禁。清末，闯关东饥民迫于生计大批涌入。他们筚路蓝缕，万里间关，垒木而居，渔猎垦殖，人丁繁衍，遂商贸勃兴。1910年，清朝廷取“安定镇抚松花江上游”之意，始设抚松县治。民国时期，抚松成为长白山木材及主要土特产的集中疏散地，人参等珍贵药材成货集中，经由抚松转运临江、营口、大连、天津、上海等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抚松县人民政府。自此，聚天南地北之客，结九州四海之商，抚松人民用一代代人的智慧和汗水，把曾经的蛮荒之地，变成了富庶繁华的人间福地。

　　造化神奇 于斯为盛

　　长白山人参为关东三宝之首，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珍宝。人参又名棒槌，是地球上的孑遗物种，被誉为“百草之王”、“中药之王”、“补药之王”。因生长环境不同，有天然野生人参和人工种植人参之分。太行山曾是中国人参最早的原产地，古代人参以上党为贵。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们对森林的过度砍伐，使人参失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上党人参逐渐绝迹，目前仅吉林长白山区仍有珍贵的野生人参存留。

　　人参文化源于人参的核心生产区。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吉林卷》记载，远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广泛应用人参。抚松盛产人参，是长白山人参的主要产区，也是长白山人参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和传承保护区。抚松位于长白山腹地，地处海拔450至1200米的针阔叶混交林带，冬季漫长寒冷，而且土壤为腐殖质棕色森林土，森林内阔叶树有椴、柞、桦、杨等，透光适中，为人参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唐朝时，渤海国为朝贡包括人参在内的贵重贡品，辟东北亚丝绸之路（即朝贡道），抚松县新安乡为其陆上朝贡道的必经驿站。1567年，抚松开始出现人工培植山参。至明末清初，人参的采挖和栽培已成为抚松百姓的主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

　　九月的长白山，是抚松人参收获的季节。参农载歌载舞，欢庆丰收。自发并流传于抚松民间数百年的人参开锅节，于1987年由抚松县人大常委会正式法定为“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26届。抚松人参节，融人参文化与人参产业为一体，扩大了长白山人参文化的对外影响，丰富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抚松经济的发展。沈鹏、启功、赵朴初、周思聪等书画家也曾为参乡神韵所吸引，纷纷题字作画留念。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节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地方传统节日。为更好地展示人参和人参文化，2008年8月，抚松县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人参博物馆，该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和AAA级旅游景区。博物馆集人参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于一体，采用图文、雕塑及影像等表现方式，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多方位诠释了中国人参文化的演变及内涵。

　　人参文化 薪火相传

　　人参文化，涵盖了人们在人参生产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最初的人参文化现象，是人们对人参神秘性的不同解释和原始的放山习俗。具体表现为与人参相关的传说、故事、歌谣和放山习俗的仪式等。南朝志怪小说集《异苑》中，就收录有“人参作儿啼”的离奇故事。抚松建县百年来，出版了近百部与人参文化相关的书籍。其实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始，抚松县就非常重视长白山人参文化的保护和自觉传承。1962年，抚松县文联编辑整理《抚松人参故事选》，随后出版发行的《长白山人参故事》，在德国、法国和东亚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合发出关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后，抚松人参文化研究的理念开始形成。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抚松故事卷》，于1987年出版发行。20世纪90年代，由抚松籍作家宫玉春、王德福创作的52集动画片《人参王国》在央视一、四、八套节目先后播出。随后，长白山人参文化理论研究在抚松县率先发起，并迅速波及全国。自2007年，以人参文化和人参产业为主题的大型论坛和博览会已经在抚松连续举办了六届。《中国人参文化》《人参怎么吃》《中国人参图谱》等专著的相继出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参文化内涵。抚松县人参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人参传说故事的口口相传、文字整理记录，到影视剧的改编拍摄、美术及地方戏剧等艺术形式的再创作，再到人参产业发展较深层次理论研究的过程，彰显出长白山人参文化保护传承模式的日臻成熟和广阔前景。

　　2008年，由抚松县申报的长白山采参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白山采参习俗的文化内核源自传说中老把头孙良的采参理念。抚松有民谣曰“三月十六，点灯以后；人寿年丰，把头保佑。”在长白山区一带，人们把每年阴历的三月十六定为老把头节。是日，家家沽酒市肉，献祭于老把头庙前。据《通化县志》记载：传说很早以前，清朝尚对长白山实行封禁，山东莱阳大旱，民不聊生，为求生路，孙良结伴同乡张禄闯关东挖参。张禄迷路，孙良翻山越岭找了他七天七夜未见踪影，又饿又累死在山里，弥留之际咬破食指，在近旁一块大石上用血写下一首绝命诗：家住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三天吃个蝲蝲蛄，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蛄河往上寻。他陷于绝境时，仍不忘记苦难兄弟，这种积淀在农耕文明里的中国农民勤劳善良、不畏艰险的淳朴美德，引发着世人的共鸣。长白山人尊崇他，为他修建庙祠，作为“山神”加以祭祀。这古朴的民风，薪火相传，诉说着东北人勤劳豪放、公正忠义的品格，展现着人参文化独特的深厚内涵，成为抚松的重要人文标志。

　　绿色产业 蓬勃发展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抚松。”抚松的人参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提出人参产业二次创业和人参产业振兴的大背景下，抚松在人参规范种植、产品研发、培育品牌、弘扬人参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截至2012年，全县人参留存面积达到1220万平方米，水参产量798万公斤，两项指标均位列全省前茅。抚松先后引进修正集团修正堂健康产业园、北京首投参美化妆品、南京同仁堂抚松参业健康产业园、太安堂集团长白山人参、中药产业园等一大批战略项目，通过招商引资，进一步引入产业前沿科技和规范化管理理念，合理承接人参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人参产业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未来抚松人参产业发展将由传统的种植大县转变成为人参科研、加工、流通大县，使抚松成为全国人参高端科研的聚集地，产品开发和深加工的重要基地，中国人参最权威的信息发布地和人参流通、交易的综合性平台，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人参之都。

　　抚松依托人参文化这一耀眼的城市名片，极大提升了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带动了其他绿色生态产业的快速发展。人参、水电、木制品加工、矿泉水、绿色食品、医药等绿色产业群，如众星拱月，镶嵌其中。生态观光、运动休闲、养生度假、会议论坛、会展博览、文化体验等绿色和谐的管理理念，将凝聚成抚松新城腾飞的翅膀。

　　人参的驯化技艺，人类的文化遗产

　　□ 曹保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人参是吉林省久负盛名的地方特产，在历史上被称为关东三宝之首。人参是五加科草本植物，称为“人参”，是指它的长相十分相似于人的“身”形，除此之外，它还有诸多的别名，如神草、王精、地精、土精、黄精、血参、人衔、人微等等名称，多达170多个，是世界上名称最多的植物，也是长白山珍贵的自然遗产。

　　吉林省长白山参民通过采挖人参、种植人参和运送人参，积累了丰富的林下参、园参栽培经验和加工技艺。特别到清代以来，抚松县人参的栽培和驯化、保存和加工技艺已经完整化、系列化、产业化、集约化。采参习俗、驯化野山参、栽培加工及保护传承等人参文化的各种环节，共同构成长白山人参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人参的驯化，是指人参由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野山参进化成“林下参”（在山林里撒籽）和人工栽培的园参（包括人参的保护和加工技艺）过程，成书于1600多前的《晋书·石勒别传》中记载：“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可见渤海国向唐朝贡送个头大、分量重的人参，已采取了移植“秧参”的办法，使小野山参长大。大规模普遍记载野山参驯化栽培始自清前期。由于清廷将吉林人参列入主要贡送品，交纳数量累年递增，采办贡品的衙门和地方官吏即使向民间把头搜刮以及“官雇刨夫”采挖也难以如数交差，于是驯化野山参为“林下参”和园参的历程便应运而生，始称为“秧参”。

　　清政府对山参的驯化和培育开始是反对和限制的。他们认为用“秧参”（放山人挖大留小或把小野山参移至园内栽种）进贡是欺君行为。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清廷申令：“收买秧参栽种，以及偷刨参秧货卖，即将此等人犯严拿究办，一律治罪。”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吉林将军赛冲阿曾带兵烧毁人参棚多处，可见清中期野山参栽培规模已相当巨大。但是，随着清廷不断的调查、研究、考证，他们也渐渐地认为，由野山参转化“林下参”和园参确实是保护自然和认知自然的一种“良法”，而且“林下参”和园参那时已逐渐地具备了与野山参同样的疗效和品质，到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内务府在验收贡品人参时记载：“宁古塔秧参尚止一斤有余，盛京十居其六……盛京四等以上参，六斤内亦有秧参二斤；吉林四等以上参三斤二两，大枝参十两竟全系秧参。”足见在清中期，吉林野山参向园参转化的过程已初步完成，并积累了丰富的人参培育、栽种的遗产技艺。于是，清廷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由吉林将军铭安上奏朝廷：“驰禁秧参，与诸草药分别抽收税课……”至此，吉林长白山人参开始了大规模的野山参驯化的遗产历史被正式肯定。至今在抚松的漫江、松江河、泉阳、仙人桥、东岗、抽水、露水河一带的山坡间还能发现一处处清时期栽种人参的“老池底子”和“林下参”遗存和遗址，这是人类认知自然并将野山参驯化过程的珍贵自然遗存和文化遗存。

　　野山参是如何转化成“林下参”和园参并使之具备了遗产的内涵与条件的呢？我们知道，人类的遗产首先是依据自然并保持自然的人文生存历程。人参在自然中生存的状况如果能以人的智慧和技艺将其保持下来，保护下来，传承下来，发展下来，林下参和园参同野山参的转换便成为了遗产。在这个重要的环节上，吉林长白山参农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们发现，长白山“林下参”和园参种植栽培的每一位户主，他们的祖上或先人都首先是采参人，最早又是向朝廷进贡人参的“刨夫”（挖参人）或“参夫”（专职从事野山参的采挖之人），这使他们的族人或家庭从一开始就走进自然、熟悉自然，更掌握人参的生长条件和环境，为“林下参”和园参的栽培技艺打下了丰厚的知识基础。从今天抚松“林下参”的栽种和培养经验上看，每一道环节都传承着久远的野山参生长的自然印迹。

　　野山参转化为“林下参”和园参很关键的一条是“移”和“种”。移，是指将小的野山参移植在人们固定选择的地方让其继续生长，而这种选择已经是具有丰富的“放山”（采挖野山参）经验的本人或后代，按照千百年来人们熟知的野山参生长环境来认定的，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野山参的自然属性。同时，为了解决野山参独生而“林下参”和园参成群种植的问题，采参人将“林下参”和园参的棵距保持在与野山参相同的距离上，这也使“林下参”和园参具有了野山参的属性。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野山参都独生，它也有“窝”生或“群”生的现象，“林下参”和园参的种植者恰恰是很好地掌握和分析了诸多野山参生长的自然环境规律后，才实施了它们的可持续性栽培和驯化。

　　使野山参成之为“林下参”，这是一个自然播种的观念。所说的种植，是指在完全野生的自然山林中进行野人参籽的播种，而不是以棚盖、家养的形式。为了促使人类栽种的人参更加保持自然的植物野性，长白山人参栽培越来越靠近原始的自然属性，保持野山参的自然属性。如种植人参，是在完全处于自然领地中的山坡、岭地的林地上播种，尽量去“人工化”，保持人参的自然特点和生长特点，这完全是野山参的生长过程和办法。对于大面积栽种人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不采用现代人工的办法处理，而且延用自然法则，从自然的物种循环规律中去发现规律、继承规律，传承文化，形成习俗，达到“林下参”的自然化目的。譬如保护人参籽不被山鼠所吞吃的问题。这使得长白山“林下参”完全规范在人参野性生长的自然环境中。

　　吉林省抚松县长白山人参驯化为“林下参”和园参的技术在我国清代中后期已经完全成熟了，并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习俗、规律和技艺，是一种完全具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条款要求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因为野山参处于保护阶段不许人们采挖或由于野山参少停止采挖，就停止长白山人参文化属于人类遗产的认知，而恰恰是应该把吉林长白山“林下参”和园参来自于野山参采挖驯化的文化和技艺认定和总结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无论从“林下参”和园参的栽培驯化历史，还是从人参的保存加工的技术、贡运经验、传承的清晰程序、活态的存在现状和鲜明的地域特色等等方面，它都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人类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已经有了代表性。

　　在人参的采集、加工历程上，我们发现，据《鸡林旧闻录》记载：“加工时，需将鲜人参置沸水中焯过，再以小毛刷将表皮刷净，并用白线小弓之弦将人参纹理中的泥土清除。将冰糖融化，把人参浸入糖汁中1至2天，再煮熟，取出用火盘烤干。”这是加工“掐皮参”、“糖参”的最早技艺。而且这种加工技艺恰恰是园参、“林下参”在大量存在并需要统一保存时的技艺，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实了吉林人参由山参采集向规模化保存加工技术的过度。而据中国人参博物馆记载，历史上抚松的“生晒参”是早期产品，白干参是南朝时期产品，红参是明朝时期产品，糖参、掐皮参是清时期产品。而“贵红贱白”已成为长白山人参制作技艺的重要认定习俗，这是对技艺的肯定和认知。

　　同时，从唐渤海时期人参的保护、加工、贡运到清中晚期长白山人参栽培、加工的固定习俗已形成，在清中期至现代长白山区近三百年园参种植栽培历史的形成，我们发现已产生诸多具有继承性的栽培加工遗产文化，特别是那些具有栽培、加工民俗的传统节日已形成。那些由人参采挖、放山所衍化出的人参故事、传说、习俗文化，那些带有浪漫主义和魔幻色彩的采参习俗，其实今天已经“活化”在人们从事园参栽培加工的生动实践和历程中了。长白山区的“老把头节”、“开秤节”、“端锅节”今天依然“活”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而这些传统文化节日其实已包含着许多现代的内容，许多是人参栽培和加工技术的总结、科技手法的传播、人参性能的介绍、人物的思考和分析、技术和人参营养的宣传等等。这些新的遗产价值正在逐步地转换成新的民俗和文化，渐渐地取代了久远的挖参人遇见了美丽的“大姑娘”成为挖参人的“小媳妇”，或人参“娃娃”帮助穷放山的小孩成仙得道的故事文化，成为新的文化和遗产，一种新的人参文化遗产一百多年长白山人参栽培的历史故事、人物、习俗已经形成，那丰富而久经历史磨洗的栽培手艺和加工技艺，已经大量而丰厚地在生活中存在，这是吉林和长白山文化中珍贵重要而独特的遗产，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