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大汉苏武》:苏武题材的一次“变调”
歌剧《大汉苏武》中,由米东风扮演的苏武。
当回家的路越走越长,当死亡是一种解脱、活着是一种苦难,当故国已将自己抛弃、他乡的黄土一样埋人,那么,究竟什么是忠诚?什么是背叛?究竟需要坚守什么
苏武牧羊的故事家喻户晓,不久前在西安首演的歌剧《大汉苏武》,是陕西演艺集团对老故事的新表达,所着力的自是歌剧体裁与苏武题材的相互激发。那句熟悉的“苏武留胡节不辱”的旋律在歌剧中做了升调处理,或许可以说,整部歌剧就是在尝试对苏武题材进行一次“变调”。
序曲干净、洗练、沉着地将观众带入辽远的历史情境。第一幕铿锵直上,边战频仍,苏武受命出使匈奴,欢宴痛饮,不战而和,却由于牵涉谋反,一切戛然而止。这一幕情节狂飙突进,最显创作者的剪裁之功。第二幕苏武被囚地窖,渴饮雪,饥吞毡,受尽煎熬,思绪与情感的铺陈由此开始。到了第三幕,贝加尔湖畔的思乡、索仁娜的爱情、李陵的劝降、汉帝的猜疑、亲人的死讯,线索自然而然地汇聚,充沛的情感浩荡而来,音乐呈现得才华烁然。尾声处,手执旌旄已脱尽的大汉符节,须发如雪的苏武终回长安,笼罩在舞台上方的穹庐,清明可鉴,回声铿锵。
相较于其他舞台艺术样式,恢宏的歌剧似乎天然地适合历史题材的演绎,而且像《大汉苏武》这样情节凝练、主题清晰的作品,故事表达的障碍早被扫清,更有余裕来做精神和情感的铺陈。虽然苏武题材总是让人想到民族大义、威武不屈,但《大汉苏武》还是可贵地通过剧情、人物和音乐把更复杂的主题酿造出来:去国十九年,当回家的路越走越长,当死亡是一种解脱、活着是一种苦难,当故国已将自己抛弃、他乡的黄土一样埋人,那么究竟什么是忠诚?什么是背叛?究竟要坚守什么?丰富的音乐成全了剧作的思想表达,同时又以深刻的抒情包拢全剧,完成一次情感的荡涤。
作为舞台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歌剧常常被贴上西方音乐、高雅艺术、法度严整的标签。为与这“西方”区别开来,我们创造了不少“民族歌剧”,但一些剧目只是把传统乐器、戏曲唱腔、歌配舞作为元素拼贴进歌剧之中,和生硬扣上去的中式大屋顶别无二致,仅仅是观念上的所谓“民族化”,欠缺对艺术本体的考量——在遵循歌剧规制和规范的基础上,如何做符合主题、历史、文化的创新。《大汉苏武》的作曲郝维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让我写得跟威尔第一样是不可能的”,受文化所限,创作必然是民族性的,重要的是你要用“民族性”来做些什么。
《大汉苏武》中也加入秦腔,但秦腔不是装饰,它激越高亢的苦音腔与整部剧深度契合。创作者还对秦腔做了类似戏曲双簧的处理,一人唱念一人做打,后者形体大开大阖,很有现代舞的感觉,起到了间离的效果。秦腔双簧在开始和结尾处的使用,为整部歌剧罩上了一层“幕”,一层有别于它的史诗风格的“表演”和“做戏”。这种运用就摆脱了狭隘肤浅的拼贴,完成了从形式到语法的转化,并且最终服务于歌剧的语法,服务于音乐的语法,真正融入进来。无论如何,对创作者来说,比民族与西方、我与他者的问题更迫切的是创新与艺术本体的关系,只有落脚在艺术本体的处理才是真正成熟的处理。
这部《大汉苏武》是陕西歌舞剧院继《张骞》、《司马迁》之后的“大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30年3部戏,虽是历史题材,但都不脱对当代精神的捕捉。上世纪90年代初的《张骞》彰显的是开放包容之态,本世纪初的《司马迁》弘扬理性求索的精神,而今天的《大汉苏武》是为信念及其坚守而歌。用创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在最需要苏武的时代排演苏武。陕西歌舞剧院的前身是曾参与创作歌剧《白毛女》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有优良的歌剧创作传统,在经历了转企改制的艰难转身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排新戏,而且是排歌剧这种吃“活”的戏。此番有编剧党小黄、作曲郝维亚、导演陈蔚的加盟,合力推出了这部《大汉苏武》,不仅出了作品,而且锻炼了队伍,凝聚了人心,再次印证了“有仗打的队伍是最好带的队伍”。
(编辑:单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