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惠芬《生死十日谈》

《生死十日谈》孙惠芬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孙惠芬给文学界和评论家提出了难题

　　孙惠芬的长篇新作《生死十日谈》在2012年第10期《人民文学》杂志首发后，受到关注，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论。争议的焦点在于：这部作品究竟是什么文体？是什么体裁的作品？2013年初，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推选2012年度作品排行榜时，多位专家力荐《生死十日谈》，希望将其选入排行榜。当时我提出，作者在文后明确标示：本文人名等为虚构。在该作品在《人民文学》一发表，我即将其收入本人主编的《2012年度中国纪实文学佳作》一书并置于榜首，当时我曾致电孙惠芬询问，她明确告知文中存在虚构内容。因此，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最终没有推荐这部作品。应该说，这是本年度的一部重要作品，然而，在多位专家关于2012年长篇小说的综述文章中，似乎只有白烨重点评述了这部新作。在我看来，究其原因就在于孙惠芬给文学界和评论家提出了一个大难题：这是什么体裁？长篇小说乎？报告文学乎？

　　《生死十日谈》在《人民文学》上首发时放在“非虚构”栏目内。可见，孙惠芬提出的难题并非自她而起，而是从《人民文学》近年来倡导的“非虚构”创作而来。我注意到，白烨老师在评述年度长篇小说时，也将梁鸿的纪实新作《梁庄在中国》（单行本更名《出梁庄记》）纳入视野。而报告文学界亦将这部作品归入自己的范畴。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非虚构作品是什么文体？是一种杂糅文体？跨界文体？还是出现了一种新文体？

　　有人——《人民文学》杂志、陈丹燕的长篇小说新作等还采用了“非虚构小说”、非虚构长篇小说等名称。我对此不以为然。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这个舶来品名称，早在1980年就被翻译家董乐山否定过，今天，这个名目依旧不能成立，不能被接受。然而，文学创作中确已出现了一批《生死十日谈》这样的疑似报告文学疑似小说的作品，孩子都生出来了，我们还不给发准生证，或在准生证上写上“非驴非马”之类的名号，显然匪夷所思。

　　让我们好好打量这个新生儿。从虚构这一特征上看，毫无疑问，它有大量的虚构人物、虚构内容，可以归入小说，因为报告文学绝对杜绝虚构。但是，如果简单地将其归为小说，似乎又降低了其逼近生活真实的优长，降低了作品的分量。或许，我们可以给类似这样采用非虚构与虚构结合的手法或形式创作的作品一个新名称——纪录文学。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纪实或小说，而是生活真实的文学纪录。就像电视有纪录频道，电影有新闻纪录片一样，文学领域已经出现了一种新样式，你要叫它“非虚构”也行，但我更倾向于将其称为“纪录文学”——将作品的文字载体置换成影像，就可以是新闻纪录片或电视纪实片。

　　孙惠芬《生死十日谈》提出的第二个难题是：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抑或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这与其结构的方式有关。读《生死十日谈》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薄伽丘《十日谈》——十个人讲了一百个故事，这部作品通常被当做短篇小说集。近年来小说创作中出现一个新现象：通过一个叙事者、见证者——或是作者将若干个人物的命运或故事串连起来，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是独立的、自足的、完成的。《生死十日谈》亦是如此。这样的作品究竟是长篇还是短篇集？在我看来，这可谓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譬如，麦家的《暗算》实际上是由三个人物的故事串连起来的，将其视为三部中篇小说合集亦未尝不可，但在评奖等实践中还是将其纳入了长篇小说范畴。类似的一部作品，陈启文的《河床》尽管标识为长篇小说，但却被评论者归为中篇小说集。

　　孙惠芬试图写出今日的《生死场》

　　读《生死十日谈》很容易想到萧红的《生死场》——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人们永远都在忙着生，忙着死。孙惠芬这部作品聚焦的也是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主题也是生死，通过追述逝者的故事，描述生者的生活，体察一个家庭中某个生命的突然离去给其他成员留下的刻骨铭心、永难愈合的创伤、悲哀与凄苦。这些人的生活及命运由此改变。作者带着深深的悲悯和浓烈的人文情怀，去考察生命的死亡，去体会活着的艰辛。她把一群乡土农民的精神困境、精神苦难血淋淋地剥离开来，揭开伤口，给我们看悲剧，看贫穷无知带来的现实的悲哀，让这群默默无闻的被历史遗忘者进入文学画廊、文学殿堂，让我们看到乡土中国的另一面。那些乡民们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作者的书写无疑是崇高的，她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原本紧掩的门，让我们走进了一群身心经受重创的、被疏忽者的心灵世界。

　　不少作家在创作时常常面临着“死亡的诱惑”，热衷于写死亡的故事。特别是在写小说时，写着写着，就要把一个个人物写死掉。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增加作品的悲壮感与疼痛感。虚构的死亡，常常令人感觉矫情和刻意的做作。然而，以非虚构的手法写死亡，那是真正的直面死亡、正面生死。它能够给予我们真正的震撼和打动，令我们读来心情沉重。

　　《生死十日谈》以农村自杀现象作为自己的采写对象，对十几桩农民自杀个案逐一进行深入的剖析，条分缕析，理清来龙去脉。由一个个体的死亡辐射到其生活的环境、社会关系，辐射到整个农村社会、乡村、家族、家庭，从中挖掘当事者自杀的缘由，思考自杀现象的社会、家庭、心理、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的原因。很多思考都一针见血，切中肯綮。譬如，作者写到“关系的断裂”、“关系的死亡”是一个人选择死亡最终的原因，如果生命有所附丽，生活有所关联牵绊或维系，那么，一个人的心不死，精神不死，他是不会去自杀的。这样的文本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了一个社会学、精神心理学、哲学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