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不会坐在改革的观众席”

——访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演的大型歌舞诗《水墨中华风》剧照。

　　“40岁以前，我认为天赋重要。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认为天赋是1，努力就是在1后面加0，只有努力，0才会越来越多，人生才会越来越丰富。”谈及自己的艺术经历与文化理想，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顾欣如是说。

　　此言不虚，身兼数职的顾欣常会超出大家的预想——他是激情澎湃的歌唱家，是《波希米亚人》中的诗人鲁道夫、《托斯卡》中的画家卡瓦拉多西、《西厢记》里的张君瑞；他是呕心沥血的企业家，与员工们一起实现历史的转型，努力擦亮这家“国”字号院团的金字招牌；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积极建言。历任江苏歌舞剧院院长、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江苏演艺集团董事长、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顾欣，每一种身份都给他更多磨砺、更多阅历，也让他增长见识、增长才干。

　　顾欣的精力格外旺盛，每次见面，他总是精神抖擞，不知疲倦。现在他正对东方演艺集团（以下简称“东方”）推进第二轮改革。这一次，步子迈得更大。他说：“过去三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东方人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演出场次、集团总收入、人员平均工资实现了倍增，但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正如中央领导所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东方不会也不能坐在改革的观众席，而是必须在这个舞台上引吭高歌。”

　　“改革没有回头路，发展才是硬道理”

　　记者：东方的这轮改革，让人想到3年前，从单一的国有事业单位改变为以演艺业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文化企业，你们只用了10个月，闯出了一条新路。你认为自己是否完成了文艺院团改革先行者的使命。

　　顾欣：我认为，我更多是改革的实践者。没有中央下决心，改革不可能往前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精神，这是我的信条。改革要面对想不想改、能不能改、会不会改的问题，想不想改是最难的，下决心后没那么难。

　　有的同志认为，改革更多的是机制层面，包括内部管理、人事、分配等，不需要动体制。对此，我并不认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解放艺术生产力，比如产业链延伸，与资本市场、旅游市场对接，如果没有体制改革，那是过去你在旧体制下想都不敢想的。

　　记者：改制后的东方从节目资源到员工面貌都有了新的变化。此时，为什么还要开展新一轮改革？

　　顾欣：改革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各种举措，让我看到了决心——尊重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方有一定的走市场的基础，但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东方要走向市场，但我们的自我感觉和市场认可的实际水平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我的构想是，从2010年开始，用3年的时间让东方成为中国第一的演艺企业，5年成为中国最好的文化企业，10年成为中国最好的企业。

　　第一步的这个目标还没有完成，目前东方还只是具备了一个企业的转型，最重要的是观念转变。中国演出市场前些年泡沫太大，但目前正在理性回归。东方只是比别的院团演得多一些，票房多一些而已，并没有在市场上真正立足，当前的调整对于东方是个机会，东方有实力创作出精品力作。第二步，打造中国最好的文化企业，资产达到100亿元以上，东方现在的资产规模2亿—3亿元，要完成这个目标有困难，国家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宏伟目标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机遇。第三步，打造最好的企业。宏观经济有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13亿人的消费市场中，文化消费是比较大的市场，这是我们的空间，还有海外市场，目前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更多的还倾向于交流层面，而不是贸易。这都是东方的机遇。

　　强企梦完全能够融入中国梦，哪怕前方有激流险滩，我相信只要勇往直前，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对此我很坚定。

　　“生活总有目标，没有终点”

　　记者：除了企业管理者，你还是一位歌唱家，在东方的专场音乐会上担任指挥，前不久在央视青歌赛上还担任评委。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协调好这么多身份？

　　顾欣：对我来说，首先是企业的管理，其次是演唱、指挥等个人事务。每天下班以后，一般是在中午12点半和晚上的时间，我都在办公室练声、练习指挥，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

　　除了你所列举的，我也利用工作之余做一些公益事业。比如中国艺术歌曲的推广工作，一个人、一架钢琴，免费进高校演出，已经去了内蒙古、山东、江苏、广东等地的十几所高校。我所演唱的18首歌曲里，如果有一首能够打动一个人，就已经有意义了。

　　1979年我第一次听到卡拉扬，20岁第一次听到歌剧，才知道音乐有这么丰富。现在各种信息资源都极大丰富了，年轻人却无从选择。音乐不是人生全部，流行音乐也不是音乐全部。现在有些人一方面指责年轻人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不采取积极措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想想能为年轻人做些什么。

　　记者：回首这些年，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评价？

　　顾欣：概括自己，这不好说！我的学生写《我眼中的顾欣》，我没有他们写得那么好；也有的人对我有非议，我也没有他们描述的那样另类！

　　媒体上的报道，常把我写成另类的改革者，其实不是。我非常理性，也非常感性。说的好是多面，说的不好是矛盾。因为学习西方音乐和歌剧，东、西方文化让我颇受教益。我的生活有很多目标，但是没有一个终点。人们把改革比作“摸着石头过河”，我对石头没有兴趣，我是要过河，这可能是我跟他们的区别。我希望做个有使命感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