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和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两端的伟大文明，在古代有无接触，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从现有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二者有可能通过中亚获得一些相似的传闻。
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最东面的民族是伊赛顿人。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他们可能大致活动于乌拉尔、里海以东，锡尔河之北，或到达伊犁河上游，甚至中国敦煌以西的塔里木和罗布泊地区。伊赛顿人之所指，主要有月氏说、乌孙说、塞人说。但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公元前7至5世纪，希腊人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已有所知晓。中国先秦典籍中提到西北方向的约有10种，但真正有史料价值，且能与希腊方面史料暗合的并不多。较多记述中国西北人文地理的是《山海经》和《穆天子传》。《山海经》中提到流沙之外有大夏、竖沙、居◇、月支之国(“海内西经”)，流沙之外，则应包括伊犁河一线。《山海经》中还提到“一目国”，此与希罗多德的独目人传说暗合。这一时期的有关文字资料从同期考古实物上也可加以佐证。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中国凤凰纹刺绣和山字纹铜镜，以及德国南部克尔特人首领墓中发现的中国丝绸残片，都证明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公元前5—4世纪之交的希腊人克泰西亚斯在其《波斯史》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即产丝之人。这实际上是间接提到了产丝的中国人。但中国方面对希腊却一无所知。古代希腊与中国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与交流要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与张骞通西域之时。
亚历山大东征及其帝国的建立，在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希腊文明首次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与远到中亚、印度的其他东方文明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和交融，以希腊文化为主同时含有其他东方文化因素的希腊化文明得以产生。虽然，随着罗马的东进和各希腊化王国的衰落，希腊化世界到公元前后已不复存在，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仍在各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与此有关的信息也通过丝绸之路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流动，这就为希中两大文明的接触和沟通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亚历山大对巴克特里亚地区和印度西北部的征服奠定了此后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接触的基础。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三分天下，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成为塞琉古王国的属地。公元前3世纪中期，该地的希腊人总督宣布独立称王。公元前3—2世纪之交，此地的希腊人国王曾向东面的赛里斯和弗利尼扩张。这时的赛里斯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即巴克特里亚以东。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时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可能进入了现在的塔里木盆地。至于弗利尼，有学者认为指的是匈奴，但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的势力此时还未进入塔里木东部地区。因此，希腊人的东进不可能越过塔里木盆地以东，但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又向中国方向前进了一步则是事实。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统治一直维持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它的灭亡者很可能就是来自中国西北方向的大月氏人。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辗转多年后，大约在公元前128年来到大月氏人统治下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张骞在此地耳闻目睹的是与中原内地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景象。一是城郭林立，居民务农经商，且“有蒲陶酒”(蒲陶即葡萄)。二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三是“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即在羊皮纸上横着书写。张骞还带回了西域的蒲陶、苜蓿种子。这些信息显然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有关。希腊人每到一地，都要建立自己的城市，亚历山大和塞琉古王国都曾在此地建城。这些中亚城郭中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希腊人的遗存。据古典作家斯特拉波的记载，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曾统辖着一千个城市。上个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队在阿姆河上游的阿伊·哈努姆发掘了一处希腊人聚居地的遗址。希腊式的剧场、体育馆、人物雕塑、建筑柱式、希腊语的铭文、文献(其中包括来自希腊德尔菲神庙的格言)、希腊化王国的钱币，都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一个希腊式城市的整体风貌和典型特征。张骞看到的城郭应该包括此类希腊人曾经建立或仍在居住的城市。希腊人与葡萄、葡萄酒有着久远的、深厚的文化情结。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希腊人把先进的葡萄栽培法和葡萄酒酿造法带入了西亚和中亚。张骞带回的“蒲陶”一词有学者认为来自希腊语表示“一串蒲陶”的β o t ρ v s″“(botrus)“。至于将国王头像置于钱币的正面，则纯粹是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遗产。那些羊皮纸是小亚希腊化王国帕加马的特产，并以该国国名命名。这种羊皮纸上的文字应该属于通行于希腊化世界的通用希腊语。考古学者已经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了这样的希腊语文献，说明希腊语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流行。张骞之后，丝路开通，中国的丝绸、铁器、炼钢术经大宛、安息(帕提亚)传至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甚至罗马。中国与希腊化文明之间此时事实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交流。
印度西北部是希中文明的又一个接触点，是希腊化文化因素进入中国的又一个中转站。自亚历山大撤离后，此地虽有部分希腊人留存，但基本上被孔雀王朝控制。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大规模进入印度西北部，将其纳入王国的版图。退入印度后，这些希腊人孤悬万里之外，与地中海的希腊人渐渐失去了联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对当地人的统治，他们不仅要与当地的民族通婚，还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但他们又念念不忘自己的宗教、语言、习俗。总之，不愿失去自己的民族性——希腊性。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势不可免，希印双语币以及其上王像的印度特征(如象头皮头盔)和希腊神、印度神的并存，希腊人对印度神的崇拜和对佛教的皈依等文化混合现象随之出现。一位名叫米南德的希腊人国王竟然皈依了佛教，成了在家的居士。著名的印度犍陀罗艺术就是印度佛教精神和希腊雕塑造型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有学者认为希腊的阿波罗太阳神形象就是后来佛陀形象的原型，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被佛教吸收，变成了护法金刚。
犍陀罗艺术通过丝绸之路的东传意味着希腊化文化因素的东传。犍陀罗艺术在中国内地的逐渐本土化，也就意味着其中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与中国文化因素的融合。虽然它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仍保留了一些古希腊雕塑中人物造型艺术的特征:如高而通直的鼻梁，波浪卷的头发，贴身透体的薄衣，线条流畅的褶纹。这些特征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古希腊遗留下来的诸多人物形象。希腊人崇尚人体美，喜欢用完美的裸体形象表现神。龟兹壁画中的众多裸体人物似与古希腊的艺术观念有关。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也随着佛教传入中原，在隋唐时期中国北方的一些墓葬中就出土了类似赫拉克利斯形象的武士陶俑。甘肃麦积山石窟的一尊武士塑像就颇有赫拉克勒斯的特征:虎头或狮头盔和木棒。
希腊式钱币的影响也波及到中国的塔里木盆地。在和阗地区发现的“汉珐二体钱”(“和阗马钱”)就是贵霜帝国境内(大致范围在原来印度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活动之地)此类钱币影响的产物，是希印双语币与中原钱币的混合。这种币中、希、印三种文化因素兼备，其中圆形无孔，周边铸有王号或王名，是希腊特征;币上表示币值的汉文是中国特征;珐卢文是印度特征。钱币上面的马或骆驼应是当地的特产。
希中文明之所以最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接触、沟通与交汇，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希腊人在中亚和印度的长期统治及其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这就使得希腊人作为一个外来民族于公元前后在当地消失或被同化之后，他们的文化因素仍在当地的文化传统中流动并向外传播。希中文明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混合文化以及其他民族，尤其是进入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和大月氏-贵霜人)间接传递的途径实现的。二是中国方面从汉武帝以来，一直力图控制西域，扩大汉帝国的影响，从而使两种文化的接触在地域上成为可能。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延续，无疑缩短了两大文明的时空距离，从而实现了从希腊到中国，从地中海到黄河之间文明流动交融的壮举。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