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北京

　　老北京，过去叫帝都气派；新北京，现在叫人民首都。这两个北京的重叠，蕴含着多少能量！如若论到文化，其源远流长与厚重沉郁理所当然。如若说到文学，海纳百川而气象万千，自然也可想而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之地，北京无疑是现代白话文学的活动中心。现代大部分的政治文化变动都从这里出发，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说起文学，人们最热衷于使用的一个概念却是“京派文学”或“京味小说”——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丰厚遗产，这份遗产也几乎压得当今的北京文学喘不过气来。这一指称固然非常鲜明地把握住北京文学的地域特点，但却无法把握住这个地域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反倒遮蔽了它的无限多样性。在今天，当我们尝试用“新京派”来描述当代时段的北京文学时，显出了更大的难度。很显然，只有放弃由几个人构成的典雅散淡气韵横秋的“京派”想象，北京这个地界上的文学才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具面向未来的无限活力。

　　地理，显然不只是一方水土或天文气象，也不只是旧墙遗址或人文景观，对于当代北京来说尤其如此；它的地理意义在于它不仅是政治文化汇集之处，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原创地。因此，作为社会变革的最为敏锐直接的反映，北京文学的文化地理特征由此显现无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而当文学具备了自主行为能力时，北京这个地界上的文学以它独有的招式预示着社会的动向、情感的期盼、思想的志趣、言语的更新——这或许是新北京文学的特质。

　　纵览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风云际会，阅不尽60年沧桑，我们只能把目光锁定在“文革”后这30多年的历史。然而，当我们将目光定在历史翻页的这一举动时，不得不往前游移。因为“文革”后北京文学翻开的新篇章是以朦胧诗为首，而朦胧诗则要前溯至上世纪70年代初的白洋淀时期，也就是朦胧诗的地下时期。多年过去了，当年北京那些少年写下的诗句，镌刻在历史新纪元的石柱上。“文革”后，“伤痕文学”翻开了反思“文革”的历史大幕，北京涌现的一批作家，站到现实前列，充当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前卒。固然，“伤痕文学”命名权由敏锐的海上文坛夺得头标，但刘心武“伤痕文学之父”的称谓，确认了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所做的卓越贡献。随着张洁、从维煕、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陈建功几位的登台，给新时期文学以强劲的活力。新时期的文学主帅——王蒙的出场，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活动变人形》，使文学的历史反思有了深远沉着的底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变革从历史深处涌动。《北京文学》因为有了李陀这个闯将，呼风唤雨，聚集起一批跃跃欲试的现代派前锋，王蒙、李陀之后紧接着是张辛欣、刘索拉、徐星，这是中国最早进行现代派实验的作家群。意识流、荒诞派之类的牙牙学语，在那个时代无异于先锋派的怒吼。现代中国的老京派，深居于胡同四合院墙之内，何尝有此等气派！接着就是“寻根”，那是李陀、钟阿城、刘恒、郑万隆呼应着偏居华夏各个地界的作家所做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探索，至今还是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话题。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横空出世一批先锋派，为汉语小说的艺术品性挑战现代主义高地冲锋陷阵。看看他们的阵容：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潘军、吕新……他们南北相杂，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早年大多都在京城八里庄鲁迅文学院那个荒凉小院里读书写作，得益于那一方水土，才能出道，剑走偏锋。苏童当年在北师大求学，铁狮子坟地上到处留下他的足迹；余华自从在八里庄就冷眼旁观“世事如烟”，看透“现实一种”，他就在北京城里安居乐业，近30年还不能成就一个新北京人吗？格非现在稳居京城，满头华发，俨然有清华园里文学导师模样。同样还有曹文轩，虽为江苏盐城人氏，与格非的故乡一衣带水，如北大清华一墙之隔，曹文轩在北大校园已有30多年，颐养坦荡之气，标举唯美风格，成就儿童文学的大家气象。他们都与京派脱不了干系。

　　要论接上北京文学地气的，那就非史铁生莫属。他摇着轮椅穿过地坛，给北京地界留下清晰的精神印记；张承志高亢激越，他的《心灵史》是中国文坛不能承受之重，但在北京地界上有一条属于他的路径。

　　如今文学探索风气已经戛然而止，但只有京城还有流风余韵，雄心不死。宁肯、李洱、邱华栋、王刚、蒋一谈以及更年轻的石康、晓航、冯唐、徐则臣，他们中有几位生长于北京，更多则来自天南地北。北京这一方水土能养育旺盛的创作激情，特别是能穿行于新北京的生活现场，展现当今时代跌宕奔涌生生不息的社会景观。今天，新北京的变化，喜悦、快感和痛楚，被他们撕成棱角分明的语言碎片。

　　要说老北京遗韵，可以数出刘庆邦、王梓夫、凸凹，他们年龄参差不齐，但韵味有一脉相承之处，那是一种京郊情调，承继着浩然、刘绍棠的乡土北京叙事，参考汪曾祺、林斤澜的京韵老调，又赋予时代的新品质。叶广芩的情况特殊，身为北京人后移居西安，但北京作家群从来把她当作看家人，因为失去叶广芩，今日京派韵味就少了那种老汤原汁了（读读《豆汁记》就可理解这一点）。

　　若论新北京神气，就要推刘恒、邹静之、王朔、王小波，可惜，前二位成了影视巨擘，不过影视剧本也不妨归入文学，他们的作品还属于文学成就。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既是开风气之作，也是京味小说不可多得的精品。王小波英年早逝，要不他会成为“新京派”的一员主将，而留下的作品，已经可以撑起“新京派”的一方天地。本来最早涉足影视的王朔，对于当代文学转型影响最为有效，如此的叛臣逆子，却是“新京派”最无争议的人选，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他对当代新北京城市生活的表现，对北京年轻人个性和心理的表达，给当今北京口头语添油加醋，如此多的生动趣味，令人刮目相看。另外，他对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生存方式、作家生存状态以及作家的姿态和价值标向，做了如此多的改变。尽管我们可以不接受他，甚至拒绝他，但是我们在内心是要承认他的。这就是新北京可能的“新京派”，何其雍容，何等神气！

　　京城文坛，巾帼英雄辈出，虽无海上名媛那么娇艳妩媚，但她们英姿勃发，坚守文坛，沉着写作，内心却有无比真情，依靠的是文学本身说话。林白以她独异的叙述语言，就敢打一场“一个人的战争”；陈染“无处告别”，也安于“站在无人的风口”；毕淑敏开出的“红处方”让多少读者霍然痊愈！徐小斌像“羽蛇”一样在神奇的想象界里飞翔，或者重温“德龄公主”旧梦；徐坤在某个夏天弹响“八月狂想曲”，在奥运场馆之间绕梁三月；徐虹即便是在“青春晚期”，依旧在北京街头徜徉……京城里的女作家，其实还要算上虹影和严歌芩，她们两位虽然曾久居海外，但如今都在京城安家。这两位作家的国际知名度颇高，是国内文坛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严歌芩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影坛炙手可热的编剧，没有人会怀疑，她是中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堪与王安忆比肩。如果以此观点，那就还要算上铁凝，她从燕赵慷慨悲歌之地来到京城且居庙堂之高，文学本色却多有京城底蕴，读读《永远有多远》就知道她与北京关系有多深。

　　新北京城里，还有一大群诗人，很不诗意地栖居在京城不同的院落楼群里，但在90年代文学转向之后，这一批诗人却是中国诗歌的守望者。朦胧诗那代人如今只偶尔写诗，第三代诗人俨然成为当今中国诗坛的中坚。欧阳江河在90年代初就已经意识到“我们是一群语词的亡灵”，但是他没有放弃责任，穿过“傍晚的广场”，还是写下了《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为这个时代留下灵动神奇的证词。西川的《为海子而作》被诗评家张清华誉为“知音范本”。王家新声明“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诗，并且“忍受风雪扑打”。臧棣一直在燕园纪事，并且采集来“新鲜的荆棘”，故而他的语词柔韧有刺却能穿过90年代的庸常琐事。当然，还有姜涛、胡续冬、沈浩波……这些更年轻的诗人，他们的诗意可谓流宕着新北京的高调。

　　京城里藏龙卧虎，中国文坛几位扛鼎之人在北京城里住下30年有余，说说他们的名字：莫言、阎连科、刘震云，齐鲁大地，中原气象，都在北京融会贯通，北京的文学地理何尝不是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

　　值得提到的或许还有北京城里各个高校、研究机构和媒体中活跃的文学批评家，如果文学活动离不开文学批评的话，那么祖国各地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京城里的批评家。就这30年来，北京地界上的批评家是中国文学创新探索最热烈的鼓吹者，也是文学理论批评话语转型升级最有效的推动力。如果人们承认今天的文学批评更多学理含量，更多睿智锋芒，更多风格情趣的话，那么京城里的批评家的工作不能抹煞，他们的能量不能低估。

　　也许我们更不应该遗漏年轻的70后、80后以及网络作家群，这个群体是如此庞大，如此有活力。我们也只能列举几个代表人物，如张悦然、崔曼莉、安妮宝贝、郭敬明、笛安、唐家三少……他们都不是老北京，但看架势已经扎根在北京了，他们其实在构筑一个极具活力的新北京文坛，甚至传承另一个文脉。京城代有才人出，京派后浪推前浪！

　　如此一个30年的简略线索，一群居住在北京城里的作家，他们顺应着时代的变动，以笔为旗，每一个时刻都站到了现实前面，至少是站在了中国文学的前面，他们无法归拢为一个“新京派”，不是他们在北京根扎得不深，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形成紧密的小圈子，表现出独具的格调气质，也不是因为没有唯一的刊物阵地，或者没有林徽因那样的客厅，而是因为形成“派”的时代不再。北京的文学地理，那是开放包容并蓄，创新变革兼具，这就不是“派”能归拢得了的事情，这是荦荦大者的北京文学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