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历史的主体，某种意义上说，写历史就是写人；写传记就是写历史。舒同是著名革命家，又是书法大家，这位集革命家和书法艺术大师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为中国新文艺的建设，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本《舒同传》（王建华、谢一彪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问世，弥补了舒同无传的缺憾。两位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文笔，再现了舒同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加书法”的一生。而从写历史的角度讲，这一部《舒同传》其实可以看作三部现代史，一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二是中国现代书法史，三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史。

　　舒同在大革命时期，创建中共东乡县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后参加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参加长征，任红四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任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三野”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局常委兼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后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60年代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结束后，他还曾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与那一代革命家们一样，在每个时期，他都不是一般性挂个职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做了大量实际工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对这样一名我党高级领导人的人生记叙，不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革命史吗？

　　舒同的书法作品，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一是历史长，二是无处不在。早在延安时期，“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延安新市场”这些大家早已熟悉的字，就出自舒同手笔。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宋庆龄同志故居”，“全国农业展览馆”……在陕西，他书写的“西安晚报”、“陕西画报”、“五丈原”等数以百计的题名牌匾，熠熠生辉。舒同的书法，在生前就早已被各界人士称赞、欣赏。毛泽东誉之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支笔”，何香凝称之为“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是于右任，共产党是舒同”，曹禺赞为“一代宗师，吾党之荣”，而书法大师启功更是称舒同为“千秋翰墨一舒同”。

　　舒同书法艺术的成长、升华的过程，就是中国20世纪的书法发展的一个缩影。舒同少年时就显露书法天赋，在长征途中，舒同以书法艺术作品激励军民斗志，他的书法与陆定一的长征小调、黄镇的沿途写生、李伯钊的歌舞、廖承志的木刻，共同构成长征中闪亮的文化风景线。延安时期，舒同书法艺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浑圆、饱满的崭新风貌宣传了革命，鼓舞了抗战军民，为革命做出了独特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遭遇人生挫折后，舒同更精研书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晚年，舒同迎来书法艺术的又一辉煌，他领衔创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并担任首届书协主席。舒同的书法，因为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在电脑时代，形成了独特的“舒体字”而焕发青春，传之久远。舒同的书法能有这样的成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其实与他的革命经历密不可分。他的笔墨中其实饱含了他的人生磨砺与人生感悟。

　　《舒同传》还是一部生动的20世纪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史。舒同漫长的一生，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接触了上至最高领袖，下至普通士兵、贩夫走卒的各色人等，从事了多方面的工作，而且他又是高寿，人生跨度大。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全景描述，当然具有社会文化史意义。

　　好的人物传记其实就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史学著作，而对历史叙述的可靠与真实，是一部传记的根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舒同传》在史料搜集和处理方面的工作。作者历时两年半，既有实地考察，又到各地图书馆查阅资料，加上人物访谈，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献。舒同家人也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其中《舒同致石澜信》、《我的检讨和交代》等文献以及大量书法作品和人物照片，多是首次与读者见面。书中征引各种原始文献和资料，大大提升了此书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