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武（丙烯） 忻东旺

　　因为自己的个展“相由心生”在清华美院举办，有摄影记者来访，工作人员告诉他要“穿好一点”，清华美院副教授、油画家忻东旺看着自己发皱的白色衬衫，颇有忐忑神色，这和评论家贾方舟所言其作品生猛——“不仅指作品形象所传达的视觉张力强烈，更是指作品形象背后所潜藏的生命最本真、最原始的精神品质”之间，有着迥然之趣。

　　“相由心生”——忻东旺艺术作品展展出了忻东旺自2006年以来创作的近作百余幅，他在写实油画中融入中国艺术的造型元素，极富书写性和表现力。同时，他直接面对创作对象，作品鲜活生猛，既体现出社会批判性，亦呈现了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来自于对当今社会中人的状态的深层思考，以及对劳动人民深厚质朴的感情。

　　谈及展览，忻东旺的上一次大展要回溯到200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村民列传——忻东旺油画作品展”。“那次展览主要呈现的是农民工、农民的形象和他们的精神状态。”自言对人物内心世界感兴趣的忻东旺，自从那次展览之后，将表现人物的阶层进行拓宽，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外国友人，皆有所涉猎。“每个人都是社会因素的载体，我画的领域越多，涉及的群体越广，文化信息量越大，也就越能通过人物表现时代的文化。”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忻东旺开始关注农民工群体，“第一代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单纯地为赚钱，然后回家乡，他们主要在建筑行业做工；如今近20年过去，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去，第二代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为了增长见识、开拓自己的未来，务工有了闯江湖的味道。工作种类也十分复杂：保安、模特、群众演员——在我们学校中的农民工，做模特是无奈之举，他们最想做演员，王宝强，是第二代农民工的精神领袖。”忻东旺表示，他对农民的认识是基于对人的理解，不是专画农民，而是为了理解人，解读、感受形象之下潜在的微妙信息。

　　“在当下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中，人本身的变化应该被关注，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却被城市拒绝，无法真正融入。种种焦虑、恐慌和压力，正是社会巨变中人的变化的缩影。”他说。

　　相由心生，农民工内心状态的变化，反映到他们不同的相貌上，亦对忻东旺的创作提出挑战：“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现状，艺术语言的不断丰富，形成一个语境，它需要去充分表现语言的内容。之前，造型语言心理化、充分展现朴实外表下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是我的追求；如今，我需要加入现代感受和民族传统文化感受——在工业信息化社会背景中加入社会心理质感的因素，尖锐的、光滑的、闪烁的；同时，在西方油画造型的基础上加入中国艺术的特性，这样才能在现代语境中具有意义。”因此，他得到全国美展金奖的《早点》、名作《明天多云转晴》《诚城》和《适度兴奋》，表现的都是处于不同文化之间、饱受文化冲突之苦的新社会阶层，“跨越了常态的审美，表现出人性的尊严和人文关怀，成为具象写实绘画整体格局中一个不可替代的独特范例”，油画家杨飞云如是说。

　　杨飞云之言“跨越常态的审美”，指的是忻东旺常以坚实、矮笃为造型特点，人物没有大范围的肢体运动与结构，只有沉重的站立与凝视，是画家内心感受的外在表达。忻东旺坦言变形有违于人们看油画的视觉经验，但他认为，客观正常的比例，是没有表情和情趣的。“西方艺术也不是以客观准确为标准，它会崇拜神性精神，因而人物会高大威严；但中国艺术讲求天人合一，人在自然中，是渺小、谦卑、内敛的，它表达的是世俗生活的情趣。”他以油画表现当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是中国人的意象，因而变形，是为了更真切、更真实。“为什么要变形？中国写实绘画，研究西方传统，几代人在做努力，用全部的精力去研究西方造型传统，但画出来的画还是不够感人。具象绘画的精髓应该在哪里？它的造型体系、理论体系应该在哪里？我觉得不是自然的、客观的真实，应该是发自于人们内心的真实，也就是说，画画不是画眼睛所看到的，应该画心灵解读到的。在这种意义上，一定要变形，变形是为了表达得更为真实、更为准确。”

　　这亦是展览定名为“相由心生”的意义所在，忻东旺认为：“艺术作品来源于艺术家的精神感受与艺术思考，创作过程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由‘物象’触发‘心相’的过程。”画人，是为了心理形象、时代形象，而它在艺术造型中，又关系到如何在世界艺术史中确立自己形象的问题。

　　“我们的油画，还在学习、模仿的阶段，很难建立自己的文化、民族精神；中国油画如何有立足之地，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谈及写实油画的现状，忻东旺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苟且求安。“写实能力强，但写实的品位不高，写实油画过度迎合世俗的审美水准，一些油画家日子过得好，就不思考了。当今中国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艺术发展的机会，但也是对艺术家创造性的一个考验：如果艺术家的创造性屈服于大众审美，艺术精神必将坍塌。”忻东旺认为，机遇在前，若想建构高品位的写实油画艺术，只能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平台上塑造出有中国精神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