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代地“鲜好文字”？大同这片神奇土地，自古苍茫中有明媚，粗犷中有文雅，创造过一道道斑斓华炫的文学艺术景观。

大同云冈石窟

复建后的大同古城一角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独特价值，每个时代的价值受孕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最有价值的时代，绝不会取媚权力、财富和刀剑，而一定以思想、科学、艺术为崇高追求。思想、科学、艺术价值，是考量一个时代高度的标志，是彪炳千秋的黄金文明。

　　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北）魏雕（像）、唐俑、宋瓷、明木、清（字）画，中国历代王朝更迭，若川剧变脸，多少文明创造一时昙花，风光不再。惟有这一链艺术元素，这一枚枚回音着历史意蕴的艺术符号，延续着、诉说着、鲜活着曾经的文化生命。

　　艺术，弱者的选择。不，艺术者将自己高强的才华智慧，转化成艺术穿越时空的力量。——人们只有在艺术天地里，才能找到原真自己，才能呼吸到清新至纯的空气，才可使化妆的人性得到回归复原，让灵魂有了安顿的可能。

　　流过我们心灵和记忆的不是塞纳河、尼罗河的涣涣河水，而是浸润其中的灿烂文明与文化；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牛顿笛卡尔荷马但丁名字符号后面，是穿越时空的思想、科学、艺术光芒。前苏联作曲家梅特涅尔评赞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每当第一次钟声震响，你会感到整个俄罗斯都在跃然奋起。

　　中国史籍多为汉人所著，故少数民族屡陷被拒之门外的境地。与其说代地“鲜好文字”，毋宁说其“文字”独秀，风骨卓然。

　　草无春夏花无冬

　　风月无边自枯荣

　　淡绿墨绿参差绿

　　深红浅红错杂红

　　大同这片神奇土地，自古苍茫中有明媚，粗犷中有文雅，“礼兴乐盛，修文辉武；讲六代之宪章，布三阳之风雨”，创造过一道道斑斓华炫的文学艺术景观。

　　北魏最早建立政权“代国”，楼烦和崞县均属其管辖。楼烦，《秦地图》有释：为雁门属县。《读史方舆纪要》：“《志》（《括地志》）云：楼烦，胡地。赵武灵王曰：吾国西有林胡、楼烦之边……汉置楼烦县，属雁门郡。”吕思勉《两晋南北史》详解：楼烦，汉县，在雁门关北。

　　东汉名臣、楼烦人氏班况，所生子女，文韬武略，各具才情。其子班彪为东汉史学家；另一子班固，不仅著《两都赋》脍炙人口，更有《汉书》开中国地理学先河。

　　今原平市与代县接壤处有村庄叫班政铺，据说即为班氏故乡。村口曾有一通清同治八年（1869年）孟夏立碑，上刻“三班故里”。汉代曾于今山西怀仁县东置班氏县，属代郡。

　　雁门崞县人氏郝隆，经纶满腹，风流倜傥，清淡玄虚，超拔逸然，尽显东晋名士风范，以“学圣”之名、参军之职与书圣右军王羲之并称。

　　丰饶鲜活的时代沃土，必然催生烂漫蓬勃的艺术花卉。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学与南朝汉民族文学，形若两岸对峙的山峰，因地而异，各有妙姿鲜色。《隋书·文学传》以为南朝文学“贵于清绮”，北朝“重乎气质”，客观中肯，贴近史实。而钱钟书《管锥编》言北朝文人皆模仿南朝，文风未有独创，实则一管之见，失之偏颇。

　　北魏大臣王肃，文思睿敏，独出机杼，所创《悲平城》特殊诗体，续汉赋晚秋，唱宋词阳春：“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一如诸葛亮所“尝好”的汉乐府曲牌《梁父吟》，引得后人纷纷仿效。

　　《水经注》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郦道元在平城为官多年，平城好山好水把他养育成为一代水文地理学家。约三国时期，一部以中国水道为纲的地理专著《水经注》问世，其1.5万字，记述水道137条。郦道元以30余万字为之注疏，水道扩及1252条。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苦心孤诣而成的《水经注》，兼地理学、历史学、文学于一体，注定被后世尊称“郦学”奇书。李白、苏东坡、柳宗元等唐宋诗文家的篇什里飘忽有《水经注》影子；郑振铎叹其“舒卷自如，重过千钧”；胡适晚年潜心研究“郦学”，乐此不疲。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与南梁释僧祐的《广弘明集》，人谓双璧之作；刘知几《史通》称道“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四库全书总目》赞美其“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颜子推虽为北齐人，但其《颜氏家训》采撷了大量北魏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翔实记录了“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兼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功效，故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冠称，至今光芒不减，实乃中国传统家教宝典。

　　北魏学者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要事”，概述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农科技术，以划时代农业百科全书，照耀中国山川河流。

　　《魏书》，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核心的皇朝史，作者魏收与邢子才、温子升号称北魏“三才”，高欢曾将其与孝文帝时的崔光相提并论。崔光乃北魏名臣英才，孝文帝曾以“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赞之。魏收奉北齐文宣帝诏命撰写北魏历史，文笔畅美，多有创见。

　　中国古代24部正史，将《魏书》汇编其列，无疑是对北魏及拓跋氏的认同与尊重。

　　《魏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皆为功在当时、惠泽千秋的历史文献，北魏国家风气开张、花木争春的结晶，记录和见证着北魏大开放大融合大交流时代的飞影流华。

　　北朝民歌是中国文学史园地里一朵瑰美奇葩，从中可以清新闻到当时北方民间多民族的吐纳呼吸。子路被“强”字所惑，孔子启蒙：“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郑注》云：强，勇者所好也。北方以刚猛为强。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该曲中的乐器鼓角相闻，是北方民族一种马上演奏的军乐。其歌词作者多来自北方民族，尤以鲜卑人为主。

　　“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不同民族间的文明传承与影响，总是以双向选择与互动交流为表现形态。

　　鲜卑族民歌，“其词虏音，竟不可晓”，一部分遂译成汉语，一部分直接用汉语创作，此乃孝文帝“诏断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令其皆作中国歌”之结果。

　　孝文帝打小受冯太后汉文化哺育，汉语水平尚好。他锐情文学，长于诗赋。“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一次与侍臣联诗言志，击节而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众臣受其鼓搏，争相抒怀，跃跃欲试：“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同仇敌忾，令人感佩。现存孝文帝《吊比干文》两篇骚赋中，一代英主的思才，至今犹在奋飞，不肯飘落。

　　北朝民歌中最为著名当属被中国诗歌史并称为“双璧”的《敕勒歌》与《木兰辞》。此两首民歌不像《孔雀东南飞》纯系整齐“五言”，却以杂言叙事，句型或整或散，长短错综，“大弦小弦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与魏碑书体异曲同工，相映成趣。

　　“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与其说《木兰辞》在讲述木兰怎样替父从军，倒不如说是在展现一幅鲜卑人如何身经百战、建功立业的历史画卷。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有一个女孩叫花木兰，花一样的名字盛开到今天；有一个女孩叫花木兰，谜一样的故事传说千百年……”花木兰，民间传说是平城京畿人，这场战争说的是北魏对柔然的征讨。1995－1996年，在大同城南，那座北魏太和年间构筑的明堂遗址，重见日光。这便是木兰“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庄严神圣的地方。

　　站在北魏明堂遗址，放声朗诵一遍《木兰辞》，那是一种怎样的浪漫和生动。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音乐的河流，在大同这片土地上古老地歌唱着，像大同采凉山上的松涛，像大同万泉河水的波浪。乐府者，声依咏，律和声也。诗为乐心，声为乐体。

　　北魏一定是音乐的国度，乐府的繁荣便是例证。一是草原民族好歌善舞，音乐是其生活之魂；二是音乐可谓佛教脉搏，跳动着佛教的生机活力。诵经实为唱经，寺院庙宇无处不梵音；三是北魏平城，曾为西域与北方与中原乐舞交汇中心。

　　拓跋珪在平城正式登基称帝的当儿，即令乐师定律吕、协音乐。每逢正月元日，皇宫都要声势浩大、场面宏壮地举办名曰《真人代歌》的拓跋鲜卑传统歌会，“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真人代歌》长达150章，“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

　　孝文帝与冯太后“明离并照”的太和年间，北魏正式设立了乐府官署。《魏书·礼志》：“太和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多元融合的北魏音乐，主要由鲜卑乐、西凉乐和中原乐构成，适如《旧唐书》所云“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自中原丧乱，晋室播荡，永嘉以后，旧章湮没。太武帝破统万城，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所用”。而西凉乐，实为佛教梵音。

　　南怀瑾论说：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等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

　　八音中以金为要，五方乐曲以西乐为主。作为各民族融合轴心的平城，“琵琶长笛曲相和”，荟萃了南北方各民族以及来自西域、印度的乐器。

　　“影中群像舞，空里众灵飞”。云冈石窟第12窟对北魏乐舞盛况作了全景雕录，故称“礼乐洞”、“佛籁洞”、“天华洞”。“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一时俱起，雨诸天华”。打击、弹拨、吹管乐器应有尽有，鼙鼓、箜篌、琵琶、羌笛、排箫……宛然一座“妙处难与君说”的音乐展馆。走进洞内，“诸乐不鼓自鸣”，令你沉醉神往，荡起一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冲动。

　　分前后两室的“礼乐洞”，外室顶部呈方形天花板状，十朵莲花并蒂开放，一枝一叶都摇曳着千年音乐的芬芳。天花顶部有六身舞乐艺人圆凸浮雕，中间那个手无乐器、合掌上举者，酷似庞大乐队的指挥。四壁纷纷伎乐天，或歌或乐或舞，各有所司，惟妙惟肖，叫人忘情地生出“唤船船不应，水应两三声”那样奇妙的幻觉。

　　北朝文学，尤是生气郁勃的北朝乐府诗歌，池塘春草，小荷蜻蜓，传递出唐代诗潮的春汛。沿着北朝乐府弯弯的花径走下去，前面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歌盛唐。

　　中国书法衍繁到北魏，墨云蒸腾，奇峰叠翠，炫出一道魏碑奇观。魏碑亦称魏楷，其承汉隶，启唐楷，与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彼此竞相开放，浓芳袭人。

　　魏碑实乃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合的结晶，也可谓游牧边塞文化撞击中原华夏本位文化的产物。

　　楷书萌发于魏晋之际，钟繇的《宣示表》等作品已趋成熟之态。晋末，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北朝书风便与南朝河分两岸，大相径庭。清朝刘熙载论曰：南书温雅，北书雄健。

　　魏碑由隶入楷，化隶成楷，成为楷书另一源脉：

　　其一，魏碑多为民间工匠书家之作，清新刚健，鲜然勃发，生活气息春云葱茏，与南朝士大夫“风流蕴藉”书风迥然相异。

　　其二，北魏民间书法家们，一面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汲取营养，一面按照生活的样子雕刻摹写。用笔率性率真，自由奔放，架构因势赋形，变异曼妙，不像唐楷法度拘泥，结体规范划一，笔画间距离关系过于“精确”。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曰：“北魏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其三，以刻为写，刀锋凌厉，笔力遒劲，金石气宇，浑朴厚重。《金石萃编》一书说：“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苏东坡、米元章、黄山谷乃至赵孟頫、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皆从魏碑中汲取精华，丰其羽翎。清中叶碑学兴起，何子贞、赵之谦、郑板桥、李瑞清，近代于右任诸家纷纷从魏碑脱颖而出，开宗立派。

　　魏碑体多用方笔，如斧如凿，棱角刚健，无丝毫圆滑世故之风之气；如剑如戟，铿锵作鸣；笔画不拘不泥，长短有致，一如宋词元曲；参差中有章法，错落中见严谨；笔力遒劲挺拔，气势雄健豪放。

　　作为一种新型字体，魏碑融进拓跋鲜卑人的个性追求，奔卷着一股北魏新型王朝的皇风帝气。

　　“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润系”，梁启超对中国书法卓有见地，康有为连连点头称是：“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又一边抚摸《晖福寺碑》，一边激动不已地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后于《广艺舟双楫》列数魏碑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远，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

　　北碑之林，惟《晖福寺碑》与《张猛龙碑》最为秀卓。《晖福寺碑》，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篆额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系魏碑早期代表作，方峻端整，锋芒犀利；碑阴所刻少数民族姓氏，稀粹为民族史研究重要资料。《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现存曲阜孔庙，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体乃魏碑后期佳构，其笔触法势清新自然，流宕天真，从心所欲，却不逾矩。两碑前呼后应，交相映照，以北碑乃至中国书法里程碑意义，为人们所珍爱与仰敬。

　　“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魏碑书体与云冈石窟一样，也是一座宏伟的开凿和建造，或者说，它是书体的云冈石窟。而云冈，不正是一块巨型的“魏碑”？那刀锋、那线条，给中国书法以奥妙无穷的启悟……

　　平城作为魏碑发祥之地，精品灿烁，俯仰可拾。分别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场的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王礼斑妻舆”墓砖、大同城东沙岭村壁画墓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的破多罗太夫人题记，见证着魏碑的初创。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皇帝东巡之碑》，魏碑书体已成定势，至《司马金龙墓铭》《永固陵碑石残片》，日臻成熟。尤是文成帝《南巡碑》，惊世骇俗，闪电穿云。其笔力苍健，气势雄浑，令人叹为魏碑观止。

　　道武帝开国立政，太武帝统一北方，两帝皆以“武”标称，谓武力征服时代；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三帝皆以“文”扬名，属文治时期。文成帝感谢拓跋珪和拓跋焘，他们以热血与冰剑，为他的国朝日月抹上和平无战事的亮色，“四方无事，国富民康”，使之有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开凿云冈石窟，也让他在太阳底下，车辚辚，马萧萧，大规模实施南巡。

　　谈及魏碑，无论如何不可忽略“嘎仙洞”洞壁上刻写的太武帝“祝文”。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前来平城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臣，向太武帝献上一份特殊“礼物”——在大鲜卑山发现拓跋氏祖庙“嘎仙洞”的佳音。

　　太武帝遂选派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自平城出发，从春天走到秋天，行程四千余里抵达大鲜卑山，虔诚拜祭了祖先圣庙，并将其嘱托的一篇祭祀文诰雕刻在“嘎仙洞”洞壁。

　　这篇后来收录在《魏书》里的“祝文”，成为“嘎仙洞”即是鲜卑人祖宗石室的确凿依据，也是一幅精粹秀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碑书法珍品。

　　“云为山态度，水借月精神”。佛教推波魏碑书法，魏碑助澜佛教艺术。寺庙是弘扬佛法的重要场所，书法是寺庙文化的诗意符号。云冈石窟第11窟内的“太和七年题志”，作为魏碑早期稀缺之作，当属上乘之品。其谋篇布局，厚重浑朴，洋洋大气；用笔劲挺沉静，酣畅雅美；骨力苍古，隶韵飞动；刚柔圆曲，妙味十足。正所谓“咫尺有万里之势”，实乃“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之典范。在万佛堂石窟《元景造像碑题记》前，梁启超眼睛一亮地赞说：天骨开张，光芒闪溢。

　　经书在敦煌文物中熠熠闪光，这些经书里已发现有21件属北魏写经真迹；《龙门二十品》之第一珍品《始平公造像记》，乃公元489年北魏平城时期所刻。

　　书画同源，写到极处便是画，画到极处即为字。北魏书法独领风骚，其壁画亦堪称一绝。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壁画屏风漆画，烈女、将相、高士、逸人……众生百相，世态万象。《中国美术全集》解读：“其绘画风格颇近于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人物悟对通神，色彩富丽，略有渲染，线条勾勒工整，属铁线描。”大同沙岭北魏墓中壁画，一笔一画，一线一描，透出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被列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以黄帝子孙自诩的拓跋氏，穿越草原，一路走来，甚为尊崇汉学儒教。北魏建国伊始，即大办学校。首都平城除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并立之外，又开设皇亲之学，地方上呼应办有郡国学、乡学；《魏书·儒林传》有记：拓跋珪“初定中原，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学为先，置五经博士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比，凡四万余字，另曰《众文字经》”。

　　太武帝将北凉带回平城的儒学之士任以中书博士，如索敞、常爽。“时魏朝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学为意。敞为中书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皆严惮之，多所成立，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平城西），教授七百余人。爽立赏罚之科，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

　　北魏仅在全国一次“辟召儒俊”，便取数百名贤士；卢玄、高允等汉族英才被任为中书博士；又“别立太学于城东”，“以经义断诸疑事”，“于是人多砥尚，儒业转兴”；更有太武帝亲自新造千余汉字，使之融汇到滚滚汉语长河。

　　孝文帝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开皇宗学（类似东汉官邸学，即贵族学校），在平城建孔子庙。

　　北魏造就一批儒学大师，《魏书·儒林传》录有17人。大师门下，学生多时达千余人。《魏书·儒林传》评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官学算学博士设立始于隋代，而北魏太武帝却将通达阴阳术数、游学诸方的长乐人殷韶，敬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算学博士。殷韶精益钻研，撰有《四序堪舆》，影响久远。

　　辽国的契丹人，不仅在西京大同设最高学府国子监，而且设科举考试137年，开考56次，取状元56人，进士2479人；明代大同府下辖4州：应州、浑源州、蔚州、朔州；7县：大同、怀仁、山阴、马邑、灵丘、广灵、广昌。城内有大同府衙、大同县衙。府设府学，州设州学，县设县学，通称儒学，学生即秀才。明洪武八年（1375年），将元代大同县学改为府学，地址在今皇城街一带。元代大同县学前身是辽金时期西京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朱桂占用大同府学，建代王府，将当时云中驿改为府学，即今大同文庙一带，府学门街由此得名。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兴办云中书院，地址在府衙东面。明正德年间又创立“务学书院”，《大同府志》：务学书院，在府城内西街，广灵王（朱桂第二子）第三子镇国将军务学翁治置。

　　文化是社会历史一种深层次沉潜力量，没有文化的支撑、托举与引领，北魏何以立国一个世纪，辽金如何霸主数百年。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持以发掘深究而不是忽略与漠视，是摒除傲慢与偏见而负责于历史的应有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