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活着》剧照

　　对于独立纪录片来讲，最近的一件事算得上鼓舞人心。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颁奖盛典的展映活动首次为独立纪录片开设了“绿色通道”，由“清影放映”推荐的《俄查》《萱堂闲话录》《罗盘经》《雨果的假期》《活着》《遍地乌金》《生活而已2》《晴朗的天空》8部纪录片已在影院大银幕上跟观众见面，并伴有导演现场交流的系列活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表示，“中国独立纪录片作为电影的独特类型一直不被重视，但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作品，希望通过这次集中的展映让更多观众对纪录片给予关注，也有更多多元化的作品来参与其中。”

　　“生活是那么凶猛鲜活”

　　“徐童老师，您认为现在独立纪录片最缺少什么？”一位女学生用美好的声音问道。

　　“啥也不缺，最缺钱。”徐童粗声粗气地回答。

　　现场一片哄笑。

　　徐童，生于北京。1983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本专业工作，并长期坚持个人创作。2008年完成小说《珍宝岛》，同一时期开始创作独立纪录片。三年间，其作品“游民三部曲”《麦收》《算命》《老唐头》屡获国内外各电影节奖项。刚刚完成的《四哥》，同样是“游民”题材，他说把“三部曲”改为“系列”，更准确。

　　徐童自从开始独立拍纪录片就一直采用边生活边拍摄的方式。徐童的父亲也是位导演，按他的话说是拍“花啊、鸟啊”的导演，在科影厂工作，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徐童，从摄影、写小说，再到拍纪录片，徐童走上了他父亲的道路。徐童说他拍纪录片的方式是主要纪录人物，“如果运气够好，你跟拍一个人物，恰恰看到他的生命轨迹，那么就是上帝赐给你很好的题材了。在关键的时候我有幸在场，和人物一起生活，这段生命的轨迹正好是一个起伏，最后再根据对人物的理解，完成一个作品，和那个绝对的真实已经不相同了，作者把自己的艺术理念融入到片子中，不是强加的，而是人物给你的。我需要和他相遇。”为了和他的纪录片中的人相遇，纪录他们的轨迹，徐童开始了搬家的过程。他纪录的人物住在哪，他就在哪附近租房子，跟随着镜头中的人物迁徙。“有的人一拿机器就是冲事件去的，还有的人拿起机器冲着自己，我希望的是一条隧道，让我通往人物的那个世界。”拍片子成为了徐童的一种生活状态，和人物朝夕相处。“每天都和机器在一起觉得踏实，照相机、摄像机不离手。上大学时觉得生活平淡无奇，真正拍纪录片了，会发现生活是那么凶猛鲜活，于是完成了对生活的学习。”

　　看过徐童的“游民三部曲”后，著名电影编剧卢苇自称成为了徐童的“粉丝”，成为了独立纪录片发烧友，当起了独立纪录片推广的“义工”。按他的话说，给彻彻底底“折服”了。2012年，他担任青年电影节西宁站的评委，自称当评委的最大收获，就是看到中国不少当代的优秀独立纪录片。“当时的感觉是大吃一惊。我认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水准在世界上是不逊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卢苇对近年来的故事片有颇多微词，但是他认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依然抱有纯粹性和相当之高的水准。卢苇甚至认为，中国独立纪录片在贴近生活的真实面以及诉说情感角度方面都可以成为故事片的老师。正如塔尔科夫斯基所说的电影本体功能是“雕刻时光”，从这些民间视角的纪录片中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物被或粗砺或精致地雕刻下来。

　　“说”让纪录片的生命延长

　　时光回转到2009年，4月，一个普通的周六。几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年轻老师雷建军、梁君健、刘硕准备干一件小事——做一次放映活动。当时刘硕想的口号是“以影像关怀世界”，一句有理想有视野的话，美中不足的是“关怀”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感觉，于是就改为“以影像温暖世界”。

　　消息放出去的那几天，他们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邮件信息，从里面发现了老朋友，发现了校友，发现了同行，发现了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志同道合者。那一天，他们摆好了从“金五星”（北京某著名小商品批发市场）买来的小椅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即将到来的观众，等待着纪录片将带给大家的平凡和感动。后来这项活动得到了校友的支持，开始每周六下午固定在清华大学南门旁的文津国际艺术中心的场地举行，没错，就是现在那个“天价”房价的五道口附近。在一些没有任何回报的、无私的帮助下，他们把一部部优秀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带到了观众面前，并且结识了一个个优秀的作者。一办就将近4年，已有数百部影片和百十位独立纪录片导演来参与交流。或许，这样公益的放映活动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尤显“奢侈”，于是最近有个“意料之中”的消息传来，坚持4年的固定场地被要求停用，这个放映活动不得不撤回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来，梁君健和他的同事们还在积极寻找新的放映地点，不能采取“打游击”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执著于做“清影放映”，梁君健说他在教授相关课程的时候发现，很多纪录片他们学新闻传播的同学们都没有渠道看到，更别说喜欢纪录片的其他人了，于是就想到自己组织放映，能够看到第一手影像资料。在组织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学生们和爱好者们对观影的不满足，因为独立纪录片是个开放的“文本”，在观影中带着很多疑问特别想与作者交流，而在交流中纪录片本身也往往生发出新的意义。于是由单纯的“看”，变成了看后的“说”，在梁君健看来，“说”也使得纪录片生命延长，“我们衡量一部纪录片应该从它的生命力来衡量，不仅仅是他的作品在某一个时段被广泛传播，而是不断地被一次次放映，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观众产生不同的碰撞，形成一种崭新的意义。不仅仅是创作者、书写者个人的意义，而是交流中碰撞出来的意义。”

　　放映纪录片与做纪录片一样，梁君健说：“我们都认为做放映是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刚开始观众特别少，只有十几个人，我们也有点灰心，觉得这么不容易，四处化缘，好不容易组织起这个活动，观众才这么几个。但是后来也想通了，独立纪录片不能以它的票房和观影人数来判断，也不一定观赏的人多就好，还应该从时间的角度看它的生命力。对十年、二十年后的人来认识我们现在的社会，它的价值在哪里，只要想看的人总能看到，或早或晚，而可看可不看的人，往往看不到。”

　　与“清影放映”这样以高校学术研究为背景的独立纪录片放映不同，如坚持独立影像放映的“猜火车文化沙龙”，坚持每周二晚放映的“纪录堂”，以及人大附近的“叁号会馆”，都是民间影像放映的集散地，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的20多年来，也大都是以这样的“沙龙”活动一步步走到今天。如今新媒体汹涌而来，微电影立即找到了停靠的码头，那么这些苦苦求索的独立纪录片呢？它们的春天在哪？

　　“要让嗅觉变得更灵敏”

　　有学导演的学生问徐童，中国独立纪录片还应该在哪些地方努力？徐童无奈地表示，“一直挺努力的，努力得都快吐血了。就是希望能多拍、多放。去栗宪庭电影学校谈创作经验，学员们都表示想买我的纪录片的DVD，可是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极其有限，没市场谁愿意投资做这些事？”

　　“纪录片主要分为两类，我把它们称为工业纪录片以及独立纪录片。工业纪录片是由电视台投资和制作在公共媒介平台上放映的纪录片，如《舌尖上的中国》这类纪录片随着纪录频道的出现，生存是越来越好，影像语言也更加繁荣精彩。而独立纪录片比较难界定，独立有的指的是独立资金、独立制作，有的是因为纪录片中所反映的独立精神以及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符合独立的精神。这些独立纪录片不像工业纪录片那样，大都没有更多规律可循，但是有一定品质的独立纪录片在中国每年至少有80至100部，数目远远低于工业纪录片和故事片。”梁君健分析认为。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渠道。据了解，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很难在商业院线放映，而国外会有独立的纪录片院线，以及正版DVD和相关文字产品，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独立纪录片的尊严。而像美国、法国等国的公共电视台，甚至会辟出一个专门时段放映一些具有批判意义的纪录片，这对独立纪录片来讲也算是非常好的传播渠道。此外，国外独立纪录片制作、发行比较稳定，全世界大概有十多个国外电影节会融资、预售独立纪录片，让尽量多的公众平台看到这些片子。“他们会提前评估这个题材，并在拍摄过程中就提供经费来支持拍摄，前提是这个纪录片的一部分版权，或者说是一个时间段、一些区域的版权会被提前销售出去。这是比较主要的渠道。”梁君健了解到，北美的一些国家电视台会有专门的资金向社会开放，独立纪录片导演就可以用这笔资金起步或完成拍摄，比如范立欣导演的《归途列车》。

　　范立欣在帮央视做一个叫做《开往春天的列车》的片子时，想到了要拍摄独立纪录片《归途列车》。“这实际涉及到一个独立纪录片的制片流程，在中国大家都自己掏腰包自己拍，再苦再累自己扛着。而国外有艺术基金或资金、资源上的支持，你有想法就写提案，政府会给你钱去拍样片、去调研。我是通过自己的关系找到机会拍这部片的。”范立欣表示。2006年，范力欣在中国协助拍摄了纪录片《沿江而上》，接触西方制作纪录片的理念，“在技术层面，《沿江而上》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西方拍纪录片更有条理。他们把纪录片当电影拍，每天都要想清楚怎么去接近拍摄对象，预期可能会拍到什么，他们像电影导演一样有计划。西方有创作资金，但也有成本压力，要付工资、要飞来飞去，没拍完钱没了怎么办？所以就让需要自己的嗅觉变得更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