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把脉剧本创作

电影编剧要讲述人类共同的话题

　　◎ 在众多编剧看来，缺乏常识、缺乏人性已成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痼疾。

　　◎ 电影是艺术，不是宣传工具，教育观众的前提是感染观众。

　　◎ 东西方文化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诠释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不能强行弥合这种差异性。

电影《钱学森》剧照

　　在不久前的某次论坛中，军旅作家柳建伟对《泰囧》《西游降魔篇》等卖座影片剧作的导向性问题提出批评，引发广泛关注。事实上，柳建伟的言论之所以能够掀起如此之大的波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电影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泰囧》这样的影片在都市中已近乎无人不晓。也正是因为电影业已成为广大民众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品之一，国产电影中许多过去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瑕疵，才会显得愈发“扎眼”——剧作的问题，无疑是其中最“扎眼”的一个。

　　4月19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作家杂志社在浙江绍兴举办了名为“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的创作研讨会，王兴东、韩志君、黄亚洲、赵葆华、艾克拜尔·米吉提、孙毅安、汪海林、王浙滨、闫刚、高大勇、费明、贺子壮等20余位著名编剧齐聚鲁迅故里，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发展之路出谋划策。

　　在众多编剧看来，缺乏常识、缺乏人性已成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痼疾。韩志君指出，编剧必须真诚、真实并且富有远见地表现生活，不应被一时的权力或潮流所把控。“‘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将弯弯绕、小算盘等今天看来极其鲜活的人物打上‘为富不仁’的标签并狠狠批判，这种创作手法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拥护，但现在看来无疑是反常识的。”韩志君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追求财富其实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现实的冲动，是最世俗也是最崇高的理念，是最卑微也是最伟大的行为’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曾经的光彩就会变得无比黯淡。”

　　曾创作过《钱学森》《没事偷着乐》等电影剧本的孙毅安看过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后感觉很不舒服，并预感到这部影片难以被更多国家的观众所接受。“这的确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影片，但剧本所表达的价值观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果不其然，一位美国朋友看完影片后问孙毅安，为什么你们的创作者认为妓女就可以代替女学生去死？难道女性的尊严是有差别的吗？这些妓女活着的时候已经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为什么还要让她们做替死鬼？“面对这样的疑问，我无言以对。”孙毅安说，“我不能对外国人说‘玉墨’们的行为是高尚的，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这种‘高尚’。”

　　孙毅安记得香港导演陈可辛来内地拍片后曾经如此吐槽：孩子们在香港上学时，老师告诉他们你首先要爱自己，然后才能爱家人、爱老师同学、爱这个社会；但在内地，孩子却被教育首先要爱国、爱集体。“我们拍了那么多英模片，观众为什么不爱看？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雷锋、焦裕禄还是孔繁森、牛玉儒，都在青壮年的时候去世了。有些孩子看过影片后会问父母：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人都不得善终呀！”孙毅安说，“你看美国电影，好人最后的结局都是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好人有好报，我认为这种导向才是正确的。”

　　孙毅安对英模片的观点得到了编剧贺子壮的认同：“电影是艺术，不是宣传工具，教育观众的前提是感染观众。”几年前贺子壮曾参与过华表奖的评选工作，在短时间内集中观看了大量主旋律电影，他发现这类影片的一个通病是简单直接地将主人公“神化”。

　　有人质疑，广受欢迎的好莱坞大片里不是同样有神一般的英雄吗？“他们的英雄要么是与普通人大相径庭的‘超人’，比如蝙蝠侠、蜘蛛侠；要么是境遇所逼，不得不奋起拼搏，救别人也救自己的‘孤胆英雄’，比如《碟中谍》《飓风营救》里的主人公。这样的英雄与我们电影里的英雄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贺子壮的分析也为国产英模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某些参考：我们的英雄不能总是被抽象的信念所支撑，也不能成为说教的机器，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欲望、有缺点的普通人——正如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乔安山那样的人物，才是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英雄。

　　《金陵十三钗》《让子弹飞》等国内热门影片折戟北美影市的经历，让制片人、编剧王浙滨回忆起了自己创作电影《芬妮的微笑》剧本时的往事。“我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了奥地利老人瓦格纳夫人的故事——60年前她追随自己的恋人漂洋过海，在中国乡村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其间经历无数战争动乱，却始终不离不弃地挚爱着她的丈夫。”王浙滨说，“在与奥地利制片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更关注人性和人内心的秘密，关注光明与阴暗、生存与死亡；而我则更注重大时代中的人物命运，关注人物置身于环境中的欢乐与幸福、苦难与挣扎。就是在这种观念不断碰撞的创作环境中，我完成了《芬妮的微笑》的剧本写作。”

　　影片拍摄完成后不久，王浙滨在蒙特利尔电影节上看到了奥地利电影人拍摄的同题材影片《桥那边》。《桥那边》一开始就是一个18岁少女的决定，她要到中国去，要嫁给父亲警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全片故事正叙，从少女到老年；而《芬妮的微笑》则是娓娓地讲述：一位八旬老人，中国农妇装束，欧洲人的面孔，回忆伴随着人物命运跌宕起伏而展开故事情节，影片结束于她站在丈夫墓前的场景。“东西方文化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诠释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不能强行弥合这种差异性。没有一部电影适合所有国家、地区的所有观众群观看，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受众局限性。文化上的相互碰撞，同时也意味着相互触合，关键是要讲述人类共同的话题。”王浙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