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蛐蛐叫，这是爱的呼唤，情的吟唱，在一百多个漫漫长夜里，它以它的微弱、飘渺反衬了远方B-52轰炸的惊天巨响；但它也以它的坚韧、执著，穿越千山万水，穿越不同族群，直抵人心，直达永远……

　　《底色》立体书影

　　徐怀中

　　1929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1941年考入太行中学，1945年2月参加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前线剧团，从事美术宣传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58年调解放军报社任编辑、记者，1963年调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任专业创作员。“文革”中下放昆明军区，1978年调八一电影厂任编剧，1984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85年任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部长，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八、第九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徐怀中小说选》《徐怀中代表作》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

　　在越南采访期间，当地群众为徐怀中理发

徐怀中（右）与“中国作家记者组”领队阮玉林合影

“中国作家记者组”与接受采访的越南女子合影，后排中间者为徐怀中

　　近30年前——大约是在1984年、1985年的冬春之际吧，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在主任徐怀中先生的带领下，呈风生水起、蜻蜓舞荷之势，推出了“35个文学的梦”，而文学系也因此异军突起为新时期文学重镇，为军内外瞩目。

　　虽然徐主任自创办到离开文学系，只带了我们一年多，但却由此开创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新生面，藉此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大家一直称呼先生为主任，一是为保持当年的那份敬重和亲切，二也是以作先生的弟子引为自豪。近30年来，除了拜年拜节，平时偶通音问大都跟文学有关。由此我也知道，先生心中的文学梦想也始终不能释怀。听说先生拟以亲身经历为线索创作一部反映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长篇小说。以先生的手眼，那该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诱惑。

　　殊不料，新世纪之交，年届70的徐主任，突然先后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和《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两个短篇小说。前者风格奇诡，若说是先锋，但语词地道，简约凝练，一派现实主义作风。但若说是传统，情节结构又出神入化毫无逻辑。后者则自然平淡到极点，直接运用谈话口吻，流畅朴实，与前者面貌又是大不同。二者相继问世，看作者的名字标在上面，让人大呼意外，似乎绝对不可能是出自徐怀中手笔。

　　一晃又过了12年。去年春上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先生捎过来的一个大信封，拆开一看，竟是一部自己装订的沉甸甸的大书。粉绿色的封面，中央凸显一小块深蓝，镶嵌两个仿宋字《底色》，左上角标出“非虚构”，右下角署名：徐怀中。一时我不禁大喜，心想这就是那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长篇吧！用手摩挲了一会儿，我才掀开封面，不料扉页上赫然写着熟悉的工整老辣的先生亲笔：

　　向前：

　　1965年冬—次年春，我从金边秘密进入越南南方，经历了四个多月战地生活，一直延误至今，才写出这么薄薄的一本小书。请你抽空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见。

　　增湘问候聚宁。

　　徐怀中

　　五月七日

　　亲切和信任夹带着几分惊喜，先生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战地生涯！而且悄没声就这么写出来了。我信手往下翻，先是于增湘老师（徐主任夫人，笔者注）的序，书信体，一起手就说：“你到越南南方去了，没有等到你回来，我又要走了，参加‘四清’工作团，到陕西千阳县农村去……”娓娓道来，如写家信，如唠家常。我竟将序言跳过去了，急于要见识这部长篇的“庐山真面目”。

　　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自然段云：

　　“增湘翻开古琴谱，在练习《山居吟》，这是广陵派代表作，她最喜欢弹的。等她停下来，我才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劳您的大驾，给我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序言。约请别人，都不及你来写更合适，这一项光荣使命，只能是历史性地落在你的肩上了。”

　　看着新鲜，更加着急，又一下子跳到第二节，云：

　　“围棋有‘打谱’一说，对照着棋谱，把前人有名的棋谱一着一着摆下来，悉心捕捉盘面上此消彼长的每一个玄机，以触发自己的灵感，‘搜罗鬼神聚胸臆，措致山河入范围’。至今，棋坛多少高手，仍拿越南战争来‘打谱’。”

　　翻到这里，我心说，有了。到底是大家啊！回忆战争，却从古琴、围棋入手，从容不迫，言远旨近，作为当年越战的亲历者，先生既是拿越战来“打谱”，更是拿越战来“复盘”。所不同的是，“40多个年头过去。回眸之下，正可以随手触摸时空的纵深，俯拾多少流云逝水，物是人非，欲说还休”。

　　于是，我慢慢从头看起，每天只看三两章，读到会心处，不禁莞尔，或折角以记，或圈点作标，尽情在先生新作中沉浸或遨游，就像品咂一壶上好的金骏眉，细饮慢啜，体会回味绵长，齿颊留香，把一个阅读的过程变成一个享受的过程。

　　约摸10天过后，先生来电话了，少有地主动问起了我阅读进展如何，我就像跟老师汇报作业一样，如实地谈了我的阅读感受。电话中听得出先生心情大好，对我的心得亦多认同，遂又就出版意向征询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并随即联系了老朋友，时任社长的潘凯雄先生。

　　一晃半年过去了。不成想，先生又突然来电，说起书稿已进入排版后期，又补充了约80幅照片。最后问道，向前，你那个评论写得怎么样了？啊？我说还没写呢，不是等书出来后再写书评吗？不，向前，我希望有你这篇文章一同拿出来，你读书稿读得仔细，作为一篇跋文，对读者了解此书会有所帮助。我有点诚惶诚恐，这样怕不合适吧？但听得出，先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恭敬不如从命！

　　好！让我们回到文本。我从头到尾把《底色》又重温了一遍，更印证了初次阅读的基本感受，现如实记下，就算是再完成老师布置的一次作业吧。

　　第一，就题材而言，《底色》是近50年前“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徐怀中率组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的一部“战地日记”，弥足珍贵。可以说，新中国自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作家深入战场之久（长达4个多月），历经炮火之险（何况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军炮火，比朝鲜战争又要强大猛烈得多），恐怕无出其右者。它真实地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中国军人作家、记者的思想、情感和心态。书中多次提及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历险。譬如：1965年12月7日拂晓时分，先生刚熬夜赶完一长篇通讯，正在睡梦中，即被B-52轰炸机的近距离炸弹给“掀”起来了，“大地从深处发出震动，天空像是不断地被撕裂”。B-52机群投弹轰炸，“如同一支农机队在翻耕土地，前面拖拉机手开出犂沟，后面的犂铧紧挨着一趟一趟翻耕过去，不会遗漏下一片生土”。越南同志常开玩笑说：“但愿我们别中了头彩。”有谁赶得巧，正在轰炸目标范围区以内，叫作“中了头彩”。玩笑后面，掩饰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或乐观；但先生的回答是冷静、理性的：“中了头彩，那就当真是中了头彩，万事大吉，没有话说。”再譬如：1966年1月美军的立体化大扫荡，先生多次预想着不可避免的近距离遭遇战：“我对自己的战斗经验很有自信，使用手枪不大灵光，也还行。从西宁出发前搞了一次实弹射击，我捉摸到了，这支‘五四式’有一点‘头沉’，枪口往下栽，击发感觉略略上抬一点正好。短兵相接，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我有14发子弹，足可以应酬下来。”两处都没有热血沸腾，更没有豪言壮语，但恰恰是语气平静、心态淡定，才更见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范。底气就是一个中国老兵（先生时年35岁，却是从太行山、大别山战火淬炼中成长起来的拥有20年军旅生涯的资深记者）的战争经验和革命意志，真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这其实是当时能否敢于并乐于临危授命的先决条件。

　　先生慷慨前驱，交出了一份从解放战争延续而来的战地创作与采访的优秀答卷。在炮火硝烟的考验中，他成功采访了上至南方最高军事指挥员阮志清大将、第四军区司令员三庭、南方总部副司令员三姐，下至珠姐、娟姐、六姐阮光化、阮文龟、阮氏梅等若干英雄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还浓墨重彩描绘了“卡德号”航母之役、布林克饭店之炸、公理桥袭击之憾等重大事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飞机不断轰炸下执笔写出了长篇通讯《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在1966年3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越语全文播发，激越的声音连日回荡在越南南方的上空。“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还想要什么呢？”

　　第二，就文体特征而言，《底色》是小说家徐怀中先生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虑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体写作，别开生面。素材“非虚构”，但写法却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底蕴却又是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因此，它所呈现出来的风貌迥异于此前我们常见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非虚构”之种种，别出手眼而又浑然天成。比如开篇以古琴曲《山居吟》切入，犹如“铮”地一声，定下了全篇古雅高致的格调，透出了一股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芬芳。而后真正统摄结构全篇的却是“棋理”——“略观围棋，法用于兵”。文中多次引用棋理经典，如开篇不久即以棋理谈越战：

　　“清《秋堂对弈歌》序文中有一段文字，论述某国手的棋风，‘布局投子，初似草草，绝不经意。乃至合围讨劫，出生入死之际，一着落枰中，瓦砾沙虫尽变为风雨雷电，而全局遂获大胜。’棋家的这一段评语，很像是超前了340多年，为越战下了一个绝好的注脚。确乎如此，越南南方抗美战争，初看上去布局是那么浅近易解，很不起眼，但一盘棋下来，人们无不拍案叫绝，冠名以‘越南流’，奉为经典。”

　　快终篇时，先生又从《棋经十三篇》引出毛泽东“小球转动大球”这一着棋：“一子投下，竟如此妙入精微，如此奇崛不凡，如此高深远到。从‘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中美两家历来是针尖对麦芒，栽刺儿栽刺儿，栽出一朵花来了。除去中南海菊香书屋主人，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想都不敢朝这一方面去想。与新中国不共戴天的头一号大敌交好联姻，罪莫大焉！”

　　尽管先生常常自谦不擅黄钟大吕，只能写点“趣闻轶事”，但观上述两例，先生以棋观战，化战为棋，纹枰对坐，举重若轻。正是高屋建瓴，目光纵横，议论风生，不经意间泄露出了先生作为老报人、大记者的“宇宙流”思维和手眼。

　　当然，光有这一面也还不是徐怀中，他的“大局观”在这里只是“偶尔露峥嵘”，他更擅长的还是空灵飘逸的“小飞”甚至细微缜密的“官子”。比如他感慨“牛坑”因在敌“自由射击区”里生活节奏经常面临炮火的严酷时说：“把这种特定的生活节奏换算一下，恰似中国京剧曲牌中的‘西皮摇板’。这个板式的特点是，胡琴拉得飞快，紧张疾促的节奏催得人喘不过气来。‘角儿’不管那个，由着自己来，想什么时候张口就什么时候张口，该怎么唱自管怎么唱，唱腔和胡琴似乎完全不搭界，京剧术语这叫做‘紧拉慢唱’。牛坑随时处于空袭和炮击严密封锁之下，人们从不违误农时，从不耽误家务，那样坚毅而从容，那样心定而神闲，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的，一年到头‘紧拉慢唱’的居家过日子。”你看，这又扯上了京剧，且夹喻夹叙夹议，悠然中藏着活泼，神韵尽出矣。

　　第三，就语言风格而言，《底色》的总体基调更偏于小说，细节扎实，妙喻传神。虽说“跨文体”，但先生的当行本色或看家本领毕竟还是小说。何况，作品中融进了作家深切的战争体验、心理感受和情感记忆，它是更加人性的、人本的、也是更加小说的。囿于篇幅，这里只以细节和比喻为例，略作论证。

　　先说细节。人们现在都说“细节决定成败”，其实，小说中的细节更是决定人物的特点、个性是否鲜明、丰满。比如先生观察欣赏演出中的南方部队副司令三姐——“像一个婴儿，止不住格格格格地笑。照身份来说，如此前仰后合开心地大笑，很不合适的，她不管这个。农村妇女们看戏看电影，总是这么前仰后合开心地大笑，虽是当了副司令，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她脱掉了抗战鞋，两脚踩在前面的小方凳上，光着脚丫子来欣赏节目，自由自在惯了，她改不了。”一是婴儿般地笑，二是光着脚丫子看戏，两个细节胜过千言万语，三姐其人呼之欲出。

　　再比如作家眼中的“六姐”，突然得到音讯久违的作曲家丈夫的一张“歌篇”时——“女军医小心翼翼地双手接过歌篇，随即腾出一只手，一再梳理她的长发，又倒换了另一只手梳理着。仿佛她立即就可以见到作曲家本人了，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修饰一下自己。”双手郑重接过歌篇，然后双手下意识地倒换着梳理头发，压抑的思念、炽热的情感、爱美的天性等等，都在这无声的画面中凸显、定格。说到“爱美天性”，作家还注意到一个群体细节——“越南妇女习惯干净，不能忍受带着什么不洁，带着一天的汗气就睡下了。看电影耽误了，已经是深夜，还一定要下河净一净身体，她们全然不理会正在打仗，不肯稍稍降低女人们的卫生要求”。读到这里，我不禁莞尔，倏然想起先生名篇《西线轶事》的结句：“人们说，941部队招女兵，尽是要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再说比喻。譬如开篇，交待时代背景时这样写道：“上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到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一个两极对峙的‘冷战’冰河期。越南战争，便是套种在‘冷战’格局中的一场局部‘热战’；恰如玉米地作兴套种豆角，高粱地里适宜套种倭瓜。越南这片焦土上，实际上撒播的是中、美、苏彼此牵制激烈竞逐的火种；而这个等边大三角的一垅一畦间，又生发出了中、苏、越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场错综复杂的‘内部游戏’。”又譬如调侃约翰逊这一段——“约翰逊总统不屑地称越南是‘光屁股的四等小国’，话尖刻到不能再尖刻了。别人张狂犹可，你约大总统应该有所保留。你在‘客场’打比赛，话说得太满，万一输了棋，全世界不免要拿你寻开心。棋局终了，果然美国中盘告负，哈哈，一个四等小国的手下败将！”

　　以上两例，均是以小（种菜、下棋）喻大（世界格局），举重若轻，但恰切生动而又绵里藏针，眼光老辣，思路奇谲。再联想到前面引用的“西皮摇板”之喻，我觉得“徐氏比喻”的特点是生活化、通俗化、口语化而又不乏幽默和情趣。于此，我联想起比喻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确实充满奇警、高雅、新异乃至生僻、刁钻的比喻，让人叹服。但也不免“炫技”和“掉书袋”之讥。钱先生的底子是学问和知识，而“徐氏比喻”则主要来自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因此也更接地气，更有人间烟火味，至少我觉得更亲切。由此我又想起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的做法——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有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

　　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他向来主张文章要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要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我想先生是深谙其中三昧的。

　　第四，就主题而言，《底色》以战争来反观和彰显人性，睿智、通达、深刻、犀利。《底色》是什么的“底色”？是半个世纪前“越共”的“底色”？还是30多年前《西线轶事》的“底色”？是战争的“底色”？还是人性的“底色”？正因为有了难得的从“抗美援越”到“对越还击”的两次参战经历和换位思考，加上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先生获得了“在以往战争经历中从未有过的内心体验，一些深思与明悟”。以至在第35章中，借激赏“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而直抒胸臆：“他总是在着意捕捉战争中人物行为稍纵即逝的动感影像，将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间定格为永恒……他摄取到的是人类战争的底色，他留给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实则，卡帕是以无声的语言在向世界发出警告，他祈望出现在他镜头下的种种惨象不至于无休无止地一再重演。我很悲观，卡帕和他的同道苦苦追求，终将会得到收获吗？怕也只能是徒然付之东流。”

　　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悲观”的：“一部战争史表明，往往讲不清楚究竟为的什么，两国间或是多国之间，禁不住会妄动干戈。天下兴亡系于一身的最高决策者们，即或是多么伟大英明，也不免在此留下败笔。”

　　信然。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先生在更大程度上是坚持乐观的。他在“后记”中通过一个越南女俘给我方卫生员字条传情的故事，得出的结论是：仅凭一片倾慕之情，就足以抵消了国家动员令！

　　先生由是总结道：“人的‘纯粹’感情属于天性，因为属于天性，‘黄河之水天上来’，不是任何战争力量所能阻隔、所能改变得了的。我们这个世界战争爆发频率居高不下，若非如此，人类繁衍生息的一条长河岂不早已经断流了吗？”

　　当然不！正因为人性属于天性，她是永远向着真、善、美的，永远向着爱的，她是永远不可战胜的。而战争这根试管或者显影剂，只是使人性更加闪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回顾先生一路走来，穿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从《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一直到《西线轶事》，不都是在高擎着人性的火炬，英勇无畏地前行吗？

　　刚拿到《底色》，竟然先跳过了序言。待读到最末一章，再返观于增湘老师的序文，这才恍然发现，原来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一篇序言，而是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序文与全书结尾是一个多么精妙的呼应啊。那“令令令令……”的蛐蛐叫声，在当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于先生听来，“特别微弱，又特别清晰，很有一种神秘的意味。这声音在荡漾着我，浮载着我，我想象着，这是你从越南南方发送过来的宇宙信息，向妻子报一个平安……真是难以想象，没有那些蛐蛐，没有米粒儿撒落在青石板上的那种声音荡漾着我，浮载着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那些不眠之夜”。

　　这不是蛐蛐叫，这是爱的呼唤，情的吟唱，在一百多个漫漫长夜里，它以它的微弱、飘渺反衬了远方B-52轰炸的惊天巨响；但它也以它的坚韧、执著，穿越千山万水，穿越不同族群，直抵人心，直达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