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语”，实际上指的是失去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也就表现为用西方的文论来切割、评论中国古代文论，用西方的科学性、系统性来攻击中国古代文论的无体系性。　

　　>>中国传统的固有话语规则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

　　>>我所说的“失语”还表现为失去了中国与西方在跨文化对话中产生理论成果的良机，失去了文化的“杂交优势”。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失误。

　　自“失语症”问题提出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以季羡林等前辈为代表的学者对此皆大为认同。当然，也存在反对意见，这些学者大多数是在“误解”的基础上进行商榷的。如有学者认为“失语”就是“失学”，把会不会“失语”看成是否有学问、学术功底优劣的问题。关于“失语”与学术功底的关系，我一开始提“失语症”时就明确指出，“失语”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情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不同所致”。用与中国话语差别甚大的西方文论话语规则来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当然就会出现误读和曲解。因为我所说的“话语”是专指不同的话语规则，“失语”是指失去了自己的话语规则，而并非什么“失学”，或外语不好之类。

　　中国文论患上“失语症”的原因，首先就在于我们对民族传统的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忽略甚至完全抛弃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中国文化近百年的发展史，有一个绕不开的情结，就是痛恨自己的传统文化，将中国的落后被动挨打统统归咎于传统，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批判、自我矮化和自我丑化下，当前的部分中青年学者与学生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矛盾的，会阻碍其发展。因此，只要是倡导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倒退的、落后的、反现代化的，并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正由于这样一种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模式，才出现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影响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严重的方面就是教育。忽略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今教育的一大失策。目前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与学生，在大肆批判传统文化时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大多数人从未读过“十三经”，这实际上正是“失语症”的又一根源。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要批判它，你首先要了解它、知晓它。可是，当今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没有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没读过《诸子集成》，以致形成了今日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在这种弥漫学界的不懂传统的空疏学风下，必然会导致对传统学术规则的生疏与隔膜，这种生疏与隔膜长期延续下来，就只能形成失语。

　　其次，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原因，在于忽视异质性，对西方文化照搬，唯西方文论是从。所谓异质性，是指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就中国与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从根子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论则是同根的文明）。这种异质文论话语，在互相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新的文论话语。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则很可能会促使异质性的相互遮蔽，并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命运，正是学界忽略其异质性，处处套用西方文论而不顾及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天天操着洋腔来大讲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白居易诗歌的“典型形象”，使中国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被西方文论话语所遮蔽，并最终使中国文论话语失落。

　　当然，从更深的学理层面来看，失语的原因在于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性切换，以科学作为评判知识的标准。“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发生了现代转型。现代转型之后的知识是以西学为标准的现代知识形态。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性切换，新知识取代旧知识，西学取代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论进入理念知识时代，科学上升为检验一切合法性的权威。而一旦宣布科学为唯一合法的知识，同时就宣布了中国传统知识的无效。因为Science的知识是这样一种知识：它以理性为人性基础，以逻辑实证为论证手段，以精确的分析性概念为知识内涵，并以逻各斯座架下的论域划分为谱系背景。它与中国传统知识具有根本不同的知识质态。因此中国评点式的诗学传统被指斥为不科学、不系统、不成体系，进而被打上低人一等的烙印。

　　“失语”，实际上指的是失去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也就表现为用西方的文论来切割、评论中国古代文论，用西方的科学性、系统性来攻击中国古代文论的无体系性。我早在1996年就指出，“失语症”的实质“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何谓话语规则？话语规则是沟通得以实现的基础，是指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语言和意义建构的法则。中国传统的固有话语规则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这两条主线生成又派生出众多的附属生成规则，如言不尽意、立象尽意、微言大义等等。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长期以来受中国特有的话语规则的主导，而如今的“失语”是指我们失去了固有的具有民族性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话语规则，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运思方式，只能照搬和套用西方的理论，扮演学舌鸟的角色，结果既未形成当代具有民族创造性的理论，同时在对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进展。

　　由于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本世纪传统知识的研究主流是在西学之分科切域的目光下的肢解性研究，重心是用西学的逻辑视域、知识点和分析方法对传统知识作分析、甄别、确认、评价，实质是将传统知识“翻译”为分析质态的西学知识内涵。于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被迫从直观体验式的“感悟型知识质态”被整体切换为逻辑分析性的“理念知识形态”。由于整个知识的背景根基是西学的，传统知识只有在被“翻译”为西学式分析性内涵的时候似乎才可以理解。但事实是：传统知识的特质常常没法“翻译”。如“风骨”既非形式，又非内容，既非表现，也非再现；“味”既非逻辑意义，又非情感意义，既非隐喻，也非直陈；“兴”既非审美性，又非功利性，既非表层，也非深层；“韵外之致”，既非第一涵义系统，又非第二涵义系统，既非张力（tension），也非反讽（irony）；“虚实相生”，既非无，也非有，既非模糊，也非含混；“气韵生动”，既非情感性，又非形象性，既非个别，亦非普遍。

　　同时，我所说的“失语”还表现为失去了中国与西方在跨文化对话中产生理论成果的良机，失去了文化的“杂交优势”。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失误。有许多例证可以说明文化杂交的优势所在。如禅宗就是中、印异质文化杂交而产生的文化优势。这一优势直到现在仍在日本、美国产生着深远影响，寒山诗在日本、美国不断受到青睐就得力于禅宗思想的话语规则和话语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正处在从“西化”到“化西”的转折点上。我们已经历了近百年的“西化”历程，中国文化已经到了几乎要被“西化”掉的衰弱局面。这种虚弱状态就是我所描述的当今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状态。“失语症”之所以“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失语”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不仅中国如此，大部分东方国家都如此。中国文论话语规则的丧失，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被西方强势文化挟经济、政治、军事等之威而强行中断的，从而造成我们文化的失语。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导致中国文论失语的首要原因是政治历史因素。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华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西方文化借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中华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动摇了。在民族危亡之际，救亡图存的意识，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求新声于异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文化……这种文化选择，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的强迫下的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非正常的发展。这就意味着，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直接导致了西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在中国文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在政治话语的优势下用这种长驱直入的形式来进入中国文化。当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也不得不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由最初的被动变化为后来的主动去学习，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断裂，中国文化和文论从自身的文化语境中断裂开去，开始走向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