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颇为“低调”地举行了一次中国民间音乐展演，由该学院音乐系器乐专业学生组成的“和雅乐坊”与几位非遗传承人一同演奏古老的南音，以及江南丝竹、苏州评弹、广东音乐、河南板头曲、潮州汉乐等民间音乐，久未露面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作为艺术指导为大家现场讲解，并提出“民间音乐的希望在田野”的概念，他倾尽心力正在做着抢救民间音乐的具体工作，系统的挖掘、整理并掌握民间乐种，营造中国民间音乐的“基因库”。中国艺术报记者日前就相关话题特别专访了刘德海先生。

刘德海先生手绘“三空间”图

　　传统与现代不应该二元对立，应该生活在一个时空。“传统”的“传”就意味着流传下来，“统”就是能统和人的精神，这就是传统

　　我其实之前与北京师范大学“和雅乐坊”并无交集，但是在我得知这些器乐专业的学生们竟然自掏腰包去追随古老南音的步履，亲历田野，跑到泉州南音乐团虚心向民间艺术传承人学习，自己买乐器，并已达到酷爱民间乐种的程度，这非常打动我，我当然要支持他们，要知道现在在专业的音乐院校中都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去做了。

　　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是我最近十几年来对民间音乐的重新认识。我几十年来也采风不少，但是最大的转折应该是2001年、2003年中国的昆曲和古琴先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人类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脑际，开始被重视和被反复提及。我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应该是从1985年泉州南音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开始，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沨带领一批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对南音史学、律学、乐学等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地进行了研讨，并提出“南音是一部活的音乐史”、“华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中国音乐的根”等诸多研究成果。他还提出要搞一部新的音乐史，这部新的音乐史关注的是人类在生活中的音乐，也就是在底层能够触摸到的音乐，而不是以前那种只讲历史的音乐史，应当说这“流动在生活中的音乐”的著述是非常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的，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在主流文化中重视地方性知识，往往由于经济全球化，把地方性的珍贵遗存慢慢挤压殆尽，全球化和多样性始终应当是两条重要的平行线，而我们现在应当尤为重视非主流的地方性知识。

　　我们把艺术领域的范畴缩小到民间音乐这一部分，我认为中国民间音乐的概念比起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要深刻、深厚，至少应当从2500年前，中国的民间音乐是连绵不绝的。讲到“传统”这个概念，在全球还没有“同质化”，感觉不一样，有的国家历史很浅，历史观就不一样。恰恰是我们中国受深厚历史观影响，把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有一种概念就是——传统的就是保守的、传统的就是落后的，传统的不符合潮流，而现代化的口号一直提到现在。我思考的是，于有25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与现代不应该是二元对立，应该生活在一个时空。望文生义的看，“传统”的“传”就意味着流传下来，“统”就是能统和人的精神，这就是传统，这两个字非常微妙、非常哲理，能传到我们手里就是传统。

　　政治化、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民间音乐面临的三大关

　　拿我自身从事的琵琶来讲，我认为面临着三大关：第一关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第二关是文化的娱乐化，以前说文化陶冶人的情操，现在是消费时代，是要消费文化；第三关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在新潮学院派的创作方面反映出来，盲目学习西方，写了很多无调性、没有节奏、不和谐、噪音成堆、奇奇怪怪的作品，我把这个看做是西方的一种精神危机。我的一个观念是中国的音乐其实有很大退路，一退就是两千多年，而很多西方音乐是没有退路的。

　　这三大关，我认为都是“双刃剑”，第一关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需要辩证地来看，中国音乐也涌现了不少红色经典、主旋律作品，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的特色，几十年来经历了人民的检验。比如说琵琶作品《草原英雄小姐妹》《浏阳河》《唱支山歌给党听》《狼牙山五壮士》等不少作品为什么到今天还站得住呢？主要因为它好听，这是硬道理，而不在于它的政治标签。第二关娱乐化，碎片化、眼球刺激，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是很难过这一关的。第三关历史虚无主义，我不讲外国音乐，单说中国音乐，它本身的特点就是和谐、和美、综合，陶冶情操，让人平平静静地欣赏，我说过现在的乐器脾气很坏就是这个道理，它喜欢噪声，喜欢喧闹，反映了一种盲目的精神空虚。我很痛心在哪里？我不担心我自己，我可以把持住自己，我担心的是我的学生们，他们毕竟要面向社会，学非所用，他们在学校学的都是正统的音乐，拿到社会却用不上，所以他压抑，他就憋着要去跳、要去嚷。

　　我看到这个危机之后，就提出了——“希望在田野”的概念。回到田野是什么意思呢？回到民间音乐的摇篮，回到生长的土壤之中，中国音乐的田野太广袤了。

　　到民间采风，学习什么？学习他们的品格，学习一种心态，平平静静，自娱自乐，弹奏音乐时自己把自己给感动了，从而精神上获得满足

　　十年前，我提出了“‘一’行动计划”，从2002年起开始正式启动挖掘、传承中国民间音乐，计划每年整理、学习、掌握一个民间乐种，十年十个乐种，希望借此营造一个民间音乐的“基因”乐库。外国的音乐“基因”那么丰富，相比之下，中国民间音乐的“基因”太单薄了。当时经过摸底排查显示，我国现有民间音乐16万首，但这些“宝贝”绝大多数仍躺在冰冷的“抽屉”里，没有发出它们原本优美的声音。我希望我尽力在做的就是为世人打开这个尘封已久的“抽屉”。

　　几十年前，我们还可以充充裕裕、慢条斯理地向民间艺人学习，如今已落到“抢救活人”甚至无人可“抢救”的尴尬境地。作为艺术工作者，我着急这些失落的文化遗产无人整理，眼看着它们在消亡，心里实在难受。作为音乐学院的老师，现在值得传授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然而，抢救与丰富乐种，也并非‘一’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文化“寻根”。以寻求母语的心境走向田野，传统民间为艺术生存之命根。现在我们经常会出现焦虑，经济、科技的确在腾飞，但是我们的“根”在哪里啊？过去我们都以学院派为自傲，认为可以高高在上改造一切，而现在在田野，我就像个小学生一样含着眼泪在向这些民间艺人学习，这就是对民间音乐的再认识。

　　向地方性知识学习什么？我们主要就泉州南音和潮州音乐做了深度调研，地方民间音乐很少出现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俗态，生活上我们需要吃“绿色食品”，精神享受上我们也需要聆听真正的“绿色音乐”。向民间学习，到民间采风，学习什么？学习他们的品格，学习一种心态，平平静静，自娱自乐，弹奏音乐时自己把自己给感动了，精神上获得满足了。我们现在的舞台上恰恰是相反的，需要互动，需要造势，才是成功的。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我们深思，福建泉州地区“家”的概念很强，可以说是农耕社会祖母文化精神的影响，很多海外游子都很爱家乡，他们把祖辈传下的那种精神特质很好的延续了下来，爱国首先是爱家。我们最大的失落就是“城市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寻根的目的也是希望从精神上去召回农耕社会的和谐之美。

　　我们过去说向民间学习，没错！现在应该增加一条，民间也要向专业团体学习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需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专业院团结合起来，恰恰这一观念很难实现。中国拥有那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引领潮流方面应当一马当先，应当首当其冲。为什么这么说？中国拥有那么多国家级专业院团，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专业院团，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他们关系不大，因为院团现在的需求是市场化、是票房制。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院校，比如音乐学院有关系吗？九大音乐学院据我所知，非遗的科目多是点缀一下。我要呼吁，我们应当把对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全民文化建设的机遇，它能创造一个奇迹。在这当中，专业院团、专业艺术院校应当介入和投身这场运动中，从专业的角度去开掘地方性知识全面的继承和展示的样态，不要总钻在象牙塔里。

　　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1986年上海第一届江南丝竹比赛，我是评委之一，结果一等奖让我目瞪口呆。按说江南丝竹比赛夺冠的应该是江南的演奏团队，或者上海民族乐团、上海城隍庙的社团之类的演奏团队，才是正宗。结果我们都没料到，夺冠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团队。这给我很大的启示，为什么他们能夺冠呢？这就是我想说的黄金三角的完美呈现：艺术风格——艺术性——技巧性。我们的民间业余团体，在艺术风格的把握上肯定是最原汁原味的，绝对没问题，但是艺术性、技术性却不够高，还是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唤专业团体深层次开掘民间音乐宝库的重要原因。在此，我也郑重提出，我们过去说要向民间学习，没错！现在应该提出民间也要向专业团体学习，学习在把握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如何提高技巧性、升华艺术性。民间与专业团体相互学习，民间与乐团、地方与中央双向交流与学习，达成“金三角”的完善状态，这样才是对非物质文化音乐的继承发展，相信这对世界音乐都是极大的贡献。当然，我特指音乐，像很多民间艺术，另当别论。

　　你在哪里演奏？音乐厅、城市俱乐部？还是田野广场

　　在此基础上，另外一个“金三角”其实是做到原生态——往前走一步的创新——艺术发展的平衡。以前是二元对立的，难以进步与发展，难以共赢。光有原生态，不发展也不行；光发展，没有基因也不行。最完美的是保住“根”，然后在发展中找寻平衡。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每个音乐家都应该自问我在哪里演奏？我们音乐家最习惯的一个空间就是音乐厅，其实我们有很多室内民间器乐，比如古琴、琵琶，多在城市俱乐部、文人雅士聚集之地演奏，而民族管乐唢呐等多在广场。我们现在多是单一的音乐厅，其实对音乐本身来讲就带来极大的限制。我提倡表演场景的三个空间（参见本文插图），也是希望审美场景的转化，比如音乐厅是严肃正统的，以娱人为主，把观众作为上帝，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演奏什么，去迎合，这一点始终是误导，老百姓也需要我们去引导，现在也不提这个了。的确进入音乐厅，更完整了，不粗糙了，往往自娱自乐的东西也没有了。而城市俱乐部，其实是反转为自娱自乐，我认为这点对民族民间音乐十分重要，我在1960年前演奏多是在这种城市俱乐部，非常自由。而到了田野和广场上，就是互动了，2010年我去日内瓦演出，在音乐厅下午的正式演出后，晚上我与当地的阿拉伯弹拨乐的乐师一起在广场上即兴表演，现场很疯狂啊。人的疯狂其实是人的本性，是艺术的自由状态，“即兴”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我认为，演奏中“即兴”是特别重要的状态，我也在培养学生这一点，东西全在谱子上，的确是规范的，但是离开谱子什么都抓不到，没有那种即兴、自由的乡土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