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有电视、网络，小说传达信息的功能非常强，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花上十几页篇幅，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令作家失去了作为社会信息传播者的优越地位。

　　　　——韩少功

　　　　从文学刊物来看，短篇小说的生存土壤不太好。报纸副刊是散文的阵地，短篇小说又不能直接进入出版流程，只好刊载在文学刊物上，但这又不是一个纯文学类刊物盛行的时代，短篇小说赖以生存的空间就变得越发狭小。

　　　　——迟子建

　　毕飞宇一直觉得，写短篇小说很像年轻时踢足球，到禁区的前沿一脚打出去，触球是什么力道，进还是不进，球离开脚的刹那自己心里有数，不用看。“短篇离手很近，手感清晰，写出来有底。一到八千字就知道打句号，假如写了一万五千字故事还没展开，说明手对短篇的生理记忆丧失了。”迟子建赞同他的比喻，说：“短篇小说难写，我写一个短篇，万把字要一周甚至半个月，写一个中篇20天就完成了。”她认为，一个作家不必觉得不写长篇自己的分量就轻了，反而把自身最好的功夫有意无意地荒疏。在前不久召开的“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暨当代短篇小说创作高端论坛”上，八位获奖者和众多文学评论家共同探讨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困境和出路。

　　当今长篇小说市场火爆，短篇则受到冷遇，作家杨志军认为主要原因是长篇小说走向了消费，成为一种打发时间、填补精神空白的必需品，专注于打造精神深度和文学纯度的短篇小说走向边缘是必然的宿命。其实，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面临着重新开掘生存境地和表达空间的挑战，正如作家韩少功所言，以前没有电视、网络，小说传达信息的功能非常强，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花上十几页篇幅，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令作家失去了作为社会信息传播者的优越地位，发达的新闻业接管了小说的信息传播功能，在娱乐业强势的冲决之下，怎样让年轻读者、非文学专业的人了解文学的价值、获得文学阅读的享受，短篇小说大有可为。杨志军表示，短篇长于精神层面的表达，所以它最大的优势是展现一个民族的精神突围。

　　但短篇小说的难度也在于此，毕飞宇以短篇小说的细节描写举例说，从前对细节的理解是认为，所谓细节要往细处写，渐渐发现这个理解可能不对，真正把细节写好，考验的是概括能力，“把你的胸怀、对社会的认识概括成一个局部，逼真的清晰的局部，同时有很大的涵盖。”关于以小见大，杨志军亦有所阐释：一个已经有很多积累的作家，只有把减法做好，才能写出好的短篇。长篇小说做的是加法，自己的积累不够还要借助于他人的积累。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必须演绎出人与人的关系，由关系再构成庞大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作家把短篇修改成中长篇很容易，而优秀长篇改成短篇几乎不可能。“其实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花的力气更多，智慧要达到极致，技巧要达到极致。”杨志军说。

　　除了阅读环境、创作技巧方面的问题，迟子建认为，从文学刊物来看，短篇小说的生存土壤不太好。报纸副刊是散文的阵地，短篇小说又不能直接进入出版流程，只好刊载在文学刊物上，但这又不是一个纯文学类刊物盛行的时代，短篇小说赖以生存的空间就变得越发狭小；从传播渠道来看，以中长篇小说为蓝本改编的影视剧较多，短篇则很少被改编。

　　回顾现当代文学史，令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短篇小说，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等大家一直延续着优秀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这是最精炼的文学，“《木兰辞》用十余字写木兰从军，百余字写女儿心事”，评论家雷达把短篇视为文学的“经济之道”，他认为人们对小说往往有误解，觉得写出好故事就是好小说，所以读者、研究者倾向于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长篇小说中，殊不知短篇小说对技巧的强调、对创作者的训练之严格于一切文学创作都大有裨益。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指出：“长篇的问题在短篇中。”在他看来，全国每年有几千部长篇问世，但质量不是很理想，其中好的长篇小说不出十部，比例严重失调。很多作家都没有经历过短篇小说的创作训练，反映在长篇小说中即是结构很差、节奏感不强。完全不懂文学的读者也能读懂长篇小说，但行内人看，作者对文学的感觉，几句话就能看出来。张陵还认为，一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已在新媒体中出现，创作者、研究者还需走近新媒体，去探索短篇小说的艺术规律。迟子建对此也表示，“生活中并非所有经历都能写成长篇，短篇却俯仰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