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之光照亮中国基层社会——关于创作新作《带灯》的对谈

　　对话嘉宾：贾平凹（著名作家） 潘凯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

　　贾平凹　1952年古历二月廿一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1972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等。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曾获全国文学奖多次，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2008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古炉》上市半年以来，获得多个文学奖项。

　　潘凯雄：两年前的1月8日，也是这个时间、这个地方，我跟贾老师就他当时67万字的新作《古炉》有一个交流。两年后，又有这部36万字的新作《带灯》出版。记得当时我看《古炉》的手稿，责任编辑拎来了满满两大口袋的手稿，因为贾老师迄今为止还坚持用手写作。这次稍微好点，因为上半部分在《收获》先发，前半部我看的是《收获》的清样，后半部分看他的手稿。我看到的清样是贾老师自己改过的，一直到最后，在《收获》付印之前，他还在反复推敲琢磨稿子的细节，包括语言。《带灯》是贾平凹开创个人写作多个第一的非常特别的作品。作为少数几个先睹为快的读者，我想就我的理解跟贾老师做个对话交流。

　　这个作品应该说是你长篇小说里面难得的、少见的最贴近现实的一部。印象中《浮躁》比较贴近现实，但同时多多少少有一点距离。而之后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一些魔幻、变形、极度的艺术夸张。包括上一本《古炉》，它是以文革为背景，当然也可以说是现实题材，但狗尿苔那个人物又有点诡异。到了《带灯》，一切神神道道的伪装都被撕掉，夸张、变形通通都没有了，非常写实，而且是非常近距离地写实，这个从主人公角色本身就看得出来。女主人公本名叫“萤”，后来改成“带灯”，她的职务是樱镇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维稳，维稳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解决上访问题。从主人公的职务就能够想象这是高度关注中国基层现实生活的作品，而中国乡镇的基层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么近距离地写实，在当前整个文学创作当中，特别是在一些成名的作家里面是不大干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写这方面的内容？

　　贾平凹：作为一个在文坛上写了几十年的作家，我接受的教育和我的经历，基本上受传统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担当有责任。多少年来我一直在下面，跟社会最底层没断过接触。《古炉》出版以后有一段休息时间，自己跑了好多社会基层的乡镇，原来并不是要写什么东西，只是想在下面了解社会。但看到好多问题，有些忧心，也有好多话想说。目前改革开放到这个时期，社会转型到这个阶段，基层确实有很多危机，人性的东西也在集中爆发，有许多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有了带灯的原型以后，就产生了创作《带灯》的冲动。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尤其是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要真诚地呈现下面生活，要真实真诚地表达感悟。

　　潘凯雄：《带灯》里不仅题材、人物是中国最现实、最基层的，还强调了怎样用现代意识来关照这些问题。过去也经常听到文学界的朋友谈现代意识，但更多的是在艺术的表现技术层面说，比如意识流、时空倒错、人物变形、极度心理描写等。贾平凹在后记里面也谈到现代意识，其实是一种最中国化的表达。你是怎么样理解所谓现代意识的？

　　贾平凹：这个问题自己也在长期思考。看完《带灯》以后，有些人说现实生活原来这么令人不舒服，有这么多问题，问我是不是要批判什么，或者有什么不满、抗争，通过带灯这个人物是不是要维护什么、推进什么？

　　我自己在选取《带灯》素材和写作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考虑，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的从生活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者编造的；另一方面，我选取这些写作材料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特点，这里面呈现出的国情、民情和世情，一定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改变，但是中国这种情况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文化不一样。作家的目的就是把一些似乎好像无解的东西呈现出来。作家毕竟不是决策者，只能尽他的能力、尽他的感悟来呈现以引起大家关注或者警觉。文学作品说厉害时也很厉害，但也可以说不厉害。你写反腐作品，腐败官员不一定看；你写农民作品，农民也不一定看。它是呈现给中国社会另外一个层次的人来看，让大家共同关注或者说来解决这个事情。在社会大转变时期，社会基层好多危机，你去了之后发现这些危机，你感到陷入很大的困境中。这种困境是怎样形成的？重视这种困境，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就给人类进步提供一份经验。我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思维下，选取那些素材、细节、人物，来完成这部书。

　　潘凯雄：我们注意到《带灯》里还有一个特别现象。贾平凹比较会写女性，但以前他的作品里面出现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围绕男人转的，而这部作品彻头彻尾是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在带灯身边一堆爷们儿，一堆汉子，这堆爷们儿、这堆汉子又是围绕带灯来转的。所以人物这样一种反差，也是他的长篇小说创作里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您这样一种大的转变怎么出现在作品里？带灯是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很容易让人想到复员军人、一个大汉，但是你却选取很漂亮还能写情书的女性，怎么考虑这样的设计？

　　贾平凹：在下面跑动的时候发现有类似的人物，我也是想提供这样的人物。世上的事也奇怪，女人评价女人一般都不准，男人评价男人也不准，往往是男人评价女人、女人评价男人比较准确。以前自己的作品，女性也写了好多，但不是作为一号人物对待。现实生活中接触了带灯这样的人物原型，自己特别感兴趣，就将她作为一号人物。

　　在接触这个生活原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特别厉害，在基层工作，跟老百姓打交道，那是特别复杂的事情，不是说原则性强、责任心强就可以干成的。《带灯》这本书里写到好多有趣的事情，带灯长得漂亮，又特别能干、智慧，但她又特别清高，她和人交往不是很多，瞧不起那些人。因为她在乡镇工作时间长了，她必然有些乡镇干部身上的习气。但是带灯也有她的同情心，她为群众解决问题，有一些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办的。我自己积累了这些材料以后，觉得应该好好地写一写。男作家写女性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可能更特别一些。在京剧舞台上，男扮女装，有时候比女演员更传神。

　　潘凯雄：带灯的确是一个特别的女性，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好像乡政府的小资，她身上真的有一些小资的味道，但是她偏偏处理一些在基层政权里面特别难办的事情。这样一种反差蛮有意思。

　　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很有意思。我当时看稿子的时候觉得有点怪，一方面让一个弱女子来处理那些最基层的社会矛盾，要面对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的确有农民的狡黠、胡搅蛮缠，也的确有很多他们生活的困难。按照我们的习惯思维，处理这样一个事情，应该是比较彪悍的人，结果书里过一段就有带灯的信，大谈自己的心理活动，还有精神恋爱，文气得要死。你觉得这两个部分，从文体来说特别不和谐。但往后看，看到后记里面真有这样一个人，老给他（贾平凹，记者注）发短信，短则几百字，长则几千字，然后还提供了大量的会议记录，基层乡镇政府里面的办公职责、重点工作等等。这样一个创作过程，对一个作家的写作来说，也算是蛮奇特的。能不能把你奇特的写作过程跟大家有一个分享？

　　贾平凹：这是我接触到的一个乡镇干部，人特别智慧，大学水平，她在深山的一个乡镇，整天面对的是山区。所以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山乡气息，山上长什么树、结什么果子，特产、风光和别的地方完全是两回事。遇到这个人以后，她确实令我感动。她在下面很辛苦，而且工作能力特别强，她会运用一切办法来缓解社会矛盾。这个人后来跟我成为朋友，她就发了好多短信给我。之所以不停地发信，因为她属于乡镇干部里面的小资，有文艺青年的那股劲，但是环境又不允许，她也没有更多的事要做，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交流，她整天面对的就是那些上访的人。大家知道，上访人员在上访的过程中，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在那样环境中，她怎么生活下去？她完全是靠自己的精神生活来支撑。

　　当然，话又说回来，我自己写作，每个作品、每个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的，因为没有生活原型，在我写作的习惯里面，写写就跑了。必须要抓一个原型过来，依照着它来发展，所以没有原型就写不出。但是这个原型和小说写完以后是两回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是我这个朋友提供的，或者她自己发生的事情，也有陕西甚至甘肃、河南我接触过的故事，集中在一块完成这部书。

　　潘凯雄：每一个人物都有原型，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写作接地气、有强烈生活质感的作品，生活的积累的确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有生活也不一定出好作品，还要加上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独特表达。《带灯》本来的名字叫《萤》，是一个萤火虫的形象。你写这个人物，是要让她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吗？还是压根没有考虑崇高的主题？

　　贾平凹：刚才我讲要呈现一些社会的事情，但是写作时有隐喻，我的写作风格不是特别激烈的那种，只是淡淡的把这个事情指出来，自己不增加更多感情色彩在里边，一切由读者去做判断。但是带灯这个人物，她原来叫做“萤”。她在看辞典的时候，里面经常说“腐草化萤”，萤火虫生于草里，她觉得这不好，她后来改成带灯，古人也说了，萤火虫这个灯是自带的，而不是别人给它的。带灯这个名字，是有隐喻的，在基层的环境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大学毕业分配到那儿，当然也可以不干，但是在当地来看，乡镇干部一月挣两三千块钱，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她就在那儿一直干下来。她在这种环境下，一方面她要尽责任把工作干好，一方面她有向往和追求，但是这些向往有的又完不成，所以这就出现她后面凄美的表达。在男性社会基层政府中，一个女子和老百姓打交道，有难度，也有很多优势，在这个环境里慢慢锻炼出来。毕竟萤火虫的这个灯不是火把也不是聚光灯，决定它的光是微弱的，不可能多亮，它没有太阳的光亮，也没有月亮光亮，最终它的命运是悲惨的。带灯就是在黑夜中带了一盏光线很微弱的灯夜行。作品最后出现一大片萤火虫，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虽然带灯最后心理受到伤害，脑子也有些问题，最后她也上访，我就想，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这个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可以照亮好多人，这是在当时创作的时候自己想到的一些事情。

　　（本文为贾平凹、潘凯雄在《带灯》新书发布会上的对谈，中国艺术报记者金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