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红高粱》之后到90年代后期大约十年间，莫言开始进入长篇并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苔之歌》等。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现代与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的严肃批评。

　　从世纪之交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包括《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都属于这个阶段。

　　莫言把我涮了

　　那是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招生，从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共招收了35个学员。我当时从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将军，捡了一个“大漏”，稀里糊涂就考进来了。结果一报名，方知与当时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干当红作家成了同学甚至“同居”（宿舍），庆幸之余又不免自卑气短。开学第二日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与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问他姓甚名谁、来自什么单位、写过什么作品，他腼腆一笑，说我叫管谟业，也没写过啥，总参没人，让我顶替来了。当时一听，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觉得我虽然差，竟然还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怜”之感，对他投以怜悯之目光。殊不料，第三天我就发现上当了。在第一次全系会议上，系主任徐怀中先生向大家简略介绍了开办文学系的背景、动机和设想之后，就谈到了生源之雄厚，一一举例说明，其中尤为满意的一例竟是管谟业，笔名莫言！说他的报考作品短篇小说《民间音乐》为著名前辈孙犁先生赏识，认为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写得“空灵飘渺”。结论说，如果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此语一出，全场皆惊，都不免用目光来追逐莫言，只有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心想，什么“同病相怜”，那纯属美丽误会，其实他没“病”，是我有“病”。这小子挖了个坑，把我装进去了！

　　从此，同学们都对管谟业刮目相看，但管谟业坚持沉默是金的信条，一般场合极少开口，真正开始像他的笔名一样，只写而“莫言”了。而一旦开言，就不得了。

　　开学不久，徐怀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学的著名作品的讨论会，不期然莫言跳出来放了一炮，对其作品语言大加挞伐，不留情面，语辞犀利得连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会。同学们说，莫言莫言，不言则已，一言惊人。也因此，莫言给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压力：你说如此公认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写一个好的给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那时文学系的写作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每个屋子4个人，一到晚上都点灯熬油地干。翌日早餐时就等于是作品发布会，说谁谁谁昨晚又写了一个短篇，谁谁谁又写完了一个中篇，然后又是《收获》《昆仑》哪里哪里要发头条！直听得我辈心惊肉跳。此间，莫言不动声色，每晚悄悄溜进阶梯教室里埋头笔耕。待到年终，终于“爆料”：莫言写出一个中篇小说，徐主任如获至宝，亲自将题目《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并推荐给文坛泰斗、《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先生了！随后就是这棵小小的“红萝卜”轻轻地撼动了中国文坛！

　　我为莫言改了行

　　今天回过头来看，坦白地说，当时我们只觉得《透明的红萝卜》好，清新，灵异，空濛，飘渺，诗意，但要从理论上说个一二三也都晕菜。当时也就是《中国作家》为此召开了座谈会，会后发了个纪要而已。待到1985年秋，我从老家度完暑假返校一看，出大事啦！因为我一下子读到了莫言集束手榴弹般抛出的短篇《白狗秋千架》《枯河》《大风》，中篇《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一批作品，彻底把我征服了。我当即作出两个判断：1.这是新中国以来写农村题材最好的小说；2.我遇到了在创作之路上永远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第一个判断我兴高采烈地到处宣讲，与同学们分享。结果却遭到普遍的质疑，甚至抵制。大意是，莫言写得有这么好吗？这么年纪轻轻就超越了柳青、周立波、浩然？你朱向前算老几，你凭什么敢如此放言？这下子，无疑等于我也给自己施了个压，逼上了绝境。怎么办？说不清、辩不明，那就写，写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而且，这又正好暗合了我心底里的第二个判断，既然认定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咱不越了不行吗，咱改行。咱不搞创作了，咱改写评论，咱不攀越高峰，咱赞美高峰！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1985年金秋的有一天，我到隔壁莫言宿舍，对着正埋头写作的莫言一拍肩膀，他转头问我，干嘛？我说：你能否将你目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借我一套？莫言再问，你要干嘛？我说，我要研究你！

　　今天，为作此文，我查阅了一下，我关于莫言的第一篇创作论《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15000余字，写于1985年10月10日—25日，刊发于1986年第二期《小说评论》。应该说，这是我主动迈出的文学评论的第一步，也是当时中国文坛上关于莫言小说最早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作品论之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深知近水楼台先得月、身在福中要惜福的道理。密切跟踪阅读、研究莫言新作，仅在1986年前后就陆续发出了《红高粱：穿越历史的悠长召唤——兼谈历史战争题材创作中的当代意识》（《解放军报》1986年7月23日）；《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说“写意”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四期）；《莫言莫可言》（1987年《昆仑》第一期）；《马、猫头鹰、牛犊——为“莫言游戏”作注》（《作家生活报》1987年1月25日）以及《莫言：“五老峰”上种“高粱”》（1988年1月《长河》创刊号）等长长短短一批文章，共约5万字，基本上都成为刊发 报刊最早的莫言评论。其间，影响较大的是为《人民日报》写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载于1986年12月8日，通栏标题，占了大半个版。据说，当时《人民日报》为此文颇慎重，因为莫言的与众不同或者离经叛道，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一直未发文章表态，但此时电影《红高粱》已捧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大奖，莫言的影响也一下子溢出了文学界乃至国界，《人民日报》实在难以继续沉默了。为此拉了一张有十几个评论家名字的名单来甄选，最终选中了我。所以，我得以在1986年短短的一年中摇身一变成为青年批评家，确实是因为搭上了莫言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