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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的是现实世界”——专访电影《万箭穿心》导演王竞

时间:2012年12月12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高艳鸽

电影《万箭穿心》剧照

    不是我选择低成本,而是只能是低成本拍摄。每部片子都是电影频道电视电影的成本,但我们都不甘心把它拍成电视电影,总想用低成本做出更多的东西来。

  即便是在上映十天后,小成本电影《万箭穿心》依旧在北京的一些影院占有排映场次,虽然不多,但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九四二》《王的盛宴》激战正酣时,它的坚挺无疑是一个奇迹。作为一部低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一贯对国产影片挑剔的豆瓣网友为它打出了8.5的高分,它也是唯一一部入围今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

  该片根据武汉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说改编,当初看这部小说时,导演王竞就觉得它很适合改编成电影:女主人公李宝莉这个女性形象在之前的中国电影中是没有过的,她不完美,性格复杂,很强势又很悲惨;整部小说有种生活的质感,人物很接地气;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是它有足够的戏剧冲突,故事有悬念有波折。这些都为改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差异

  相比小说,电影中,性格火爆的武汉女人李宝莉的生活是一下子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兴奋地搬进丈夫马学武单位分的新房当晚,一向懦弱的马学武即提出要离婚。随后,当跟踪下班的丈夫走进武汉狭窄的小巷,看着他把手搭在情人的背上走进一家旅馆,表情惊愕、瘫软在地的李宝莉开始走入自己的宿命:打电话举报丈夫嫖娼,丈夫自杀,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去汉正街当“扁担”,儿子对她冷酷无情最终将其赶出家门……生活和命运在那个举报电话之后不可控地沿着另外一条轨道延展,李宝莉用她的顺应和隐忍,展示了一个底层女性的凄惨人生和坚韧的生命力。

  为了使剧情和线索更集中,电影把原小说中相对长的时间跨度压缩到了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间。在一些情节的设置上,也更为理性和客观。比如电影结束于儿子马小宝18岁考上大学后赶李宝莉出门,而小说中的这一情节发生在小宝25岁左右。王竞告诉记者,18岁是将成熟未成熟的年龄,做出这一行为更为可信。再如小说中,李宝莉身边有个二十几年一直深爱她的建建,这是个在道德上近乎完美的男人,而在电影中,他是个武汉街头的混混,和李宝莉关系暧昧,却不谈感情。“小说中建建这个角色完美得不可思议。方方塑造这个角色是为了给女主人公悲惨的命运带去一些温暖,但是如果放在电影里,观众会觉得这个角色不太可信,所以我们特意把建建的层次拉低了。”王竞解释。

  这些改动都基于他的男性视角。“方方作为女性作家,写这样的女性角色时不免会有自己的情感投射,不自觉地会怜惜李宝莉,作为男性创作者可能会更加客观一些,我会回避这些,而把视角集中到分析李宝莉的悲剧会不会有其自身的原因,她的命运跟她自身的性格缺陷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处理这种题材男性导演也有自己的局限,方方和编剧吴楠就提供了女性视角的基础,影片中有不少李宝莉和闺蜜万小景聊天的戏,“我八辈子也想不出来两个闺蜜之间是怎么聊天的。”他笑称。

  影片上映后,很多评论把肯定和赞扬给了主演颜丙燕,称其“演得太好了”。当初王竞选主演时遭遇过提各种要求的女演员,有人说李宝莉的结局能不能别这么惨,还有的说能不能说普通话,这样就不用学方言了。后来他找到颜丙燕,10分钟就谈拢了,对于王竞说出的片酬,她甚至说,比这个低都能接受。这让王竞很感动:“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演员。”

  合作的过程也是互相碰撞和互相说服的过程。影片的结尾有场戏,小宝要李宝莉搬出这个家,她最终想通了,用扁担挑着自己的行李离开家前,婆婆问她,你有什么话带给小宝吗,李宝莉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拍摄时王竞坚持要让李宝莉说句话,但颜丙燕坚持什么都不说,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现场将这两种方案都拍了。后来剪辑时,剪辑师也是女的,她觉得李宝莉什么都不说这条更好,王竞这时也觉得,不说话的确比说一句话效果要好。“一个好演员是帮导演去丰富这个角色的。”他说,“作为导演,这是和好演员合作很幸福的地方。”

  汉正街、热干面和武汉方言

  跟随李宝莉的生活,《万箭穿心》呈现了热闹嘈杂的武汉汉正街。王竞告诉记者,这条街依然存在,但是其繁荣和辉煌的程度已不能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好多店铺都搬迁了,武汉在郊外建了几个大的交易集散市场。”电影中的2003年,建建对李宝莉说,现在物流发达了,“扁担”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了突出时代的变迁,影片中有场戏是拆汉正街的牌楼,但因为剧组搭不起景,后来就在真牌楼旁弄了个脚手架,几个工人假装在拆。也依然有“扁担”们在靠体力讨生活,影片中“扁担”们住的拥挤宿舍,也是在真正的“扁担”宿舍拍的。“影片里我们看到街上高楼林立,万小景平常也开着宝马,但加上‘扁担’们的生活这个侧面,影片的厚度才能出来。”王竞对记者说。

  “武汉的城市特征是比较鲜明的,作为码头城市,这个城市的人有种江湖气,欲望很强,活力很足,脾气火爆,感觉动不动就要打起来,在街上正常说话也像吵架。”在他看来,这让城市很有生机,但这种生机不是大树那样的生机,而是杂草一样的生机。电影从镜头摄入的建筑、街头行驶的车流等,来再现这种城市的质感。热干面也是少不了的,除了让主演们吃色相不同的热干面,王竞还特意展示了武汉市民骑自行车吃热干面的城市特色:等红灯时跨在车上扒拉几口,绿灯亮了把饭盒放进车筐里蹬车就走。

  最主要的还是方言。他们特意找了武汉籍的编剧吴楠,在原小说的基础上将方言进一步强化,演员们也全都说武汉方言。王竞介绍,曾经想做一个普通话版的,但是“一改成普通话本子就看不下去了,那种浓烈的胡椒般的感觉就淡了很多,所以又改回来了”。

  低成本+现实主义

  《方便面时代》《一年到头》《无形杀》《我是植物人》……近年来王竞执导的多部电影有着很强的共性,即均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这些影片里,他关注春运、进城务工者、人肉搜索、造假黑幕等社会热点话题,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低成本。

  “不是我选择低成本,而是只能是低成本拍摄。”他对记者说,“每部片子都是电影频道电视电影的成本,但我们都不甘心把它拍成电视电影,总想用低成本做出更多的东西来。但是这样做下来就会很累,周期很满,没有一点余地,经常是觉得要崩溃了要崩溃了。”像每个经历过低成本拍摄的电影导演一样,因为成本受限而带来的创作困窘几乎难以道尽:拍《一年到头》时,拍摄周期只有22天,紧张到什么程度?胶片不拍第二条,就一条过。相比之下,这部《万箭穿心》的成本要相对高一些,但依然是低成本。“我们拍上世纪90年代夏天街上的戏,就控制不了镜头中出现穿羽绒服的人,还有背景中很现代的车。我们没钱找那个年代的车当背景。”王竞说,“我们也没办法进条件好一点的摄影棚让演员暖和一点,就在武汉郊外一个四面透风的仓库里搭了一个李宝莉家的内景,演员在冬天穿着短袖演夏天的状态,还要被喷水制造流汗的效果,很冷。”

  王竞把现实主义分为现实主义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两个维度阐释自己的创作。“这两者之间是交叉的关系,《我是植物人》《无形杀》《圣殿》等是现实主义题材,关注社会热点,《万箭穿心》不是社会热点话题,它聚焦到一个家庭,探讨伦理、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但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正在为最新执导完成的影片《大明劫》做剪辑,这是讲述明末故事的片子,“但我依然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会把它拍成传奇或功夫片”。“现实主义是我觉得唯一有途径去驾驭的东西,如果让我拍玄幻,我拍不了,凭什么把人物设计成这样?现实依据是什么?我说服不了自己。”他说,“每个人有他自己相信的世界,你拍一个东西,你得相信它。拍科幻世界、未来世界的导演,他也是相信那个世界的,我相信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