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42年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什么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生存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刘震云 

　　　　“《一九四二》的价值就是认识我们的民族性。影片中的老东家和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走完了逃荒路。两个陌生人瞬间成为亲人,正是我们民族的特点,这微弱的人性光芒,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会灭亡的原因。” 

　　　　——冯小刚 

　　2012年8月16日,《一九四二》导演冯小刚(右)、编剧刘震云出席电影预告片发布会。　新华社资料片　张书旗

　　冯小刚曾多次被问到“你最想拍的影片是什么?”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始终没有变过——最想拍的是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温故1942》。如今冯小刚达成所愿,把它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

　　“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创作完成,到电影《一九四二》完成拍摄,花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小刚一直没有放弃拍摄这部电影的念头,一定是小说里有什么东西特别触动他。”刘震云说。

　　这部被冠以史诗的巨制,牵动了太多人的神经。无关乎电影质量和影像技巧,电影讲述的历史事件,才是最震撼人心的。马未都看完首映后直呼《一九四二》让人煎熬。主持人张泉灵也在微博分享了自己的观后感,“两个半小时,心在油里煎着,大石头底压着,叫不出痛来。直到片尾曲响起,一滴眼泪从我眼眶里溢出。”

　　对于这样一部拷问灵魂、反思历史的电影,演员李冰冰也发微博感慨,“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一部电影了!认识历史、认识民族、认识自己!”她认为,电影带来的震撼有一股“直戳心底”的力量。

　　被人遗忘的历史 

　　小说创作的缘起有点偶然。

　　“1990年,我的朋友钱钢准备编一本《中国灾难史》,希望从中看到中国人是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他从20世纪入手,选取了90个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重大灾难,每年一个。”刘震云说,“在1942年,他选择了当时最严重灾难——河南旱灾。因为我是河南人,钱钢把这个灾难的写作任务交给我。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竟然不知道1942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严重到死了300万人。”

　　因为“不知道”,刘震云回河南去追寻和温故了1942年的旱灾。回到自己的家,找到亲历过那场大灾的外祖母,可是老人家也已经将其遗忘了。这对刘震云的震动很大,这个故事也由此逆转,不再仅仅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害,而更多的是情感的酝酿。

　　接下来的探索,让刘震云找到了之所以会死亡300万人的原因:作为当时抗战正面战场的河南发生这场大灾,蒋介石选择放弃,将饿殍遍野、嗷嗷待哺的河南丢给日本人；而日本人也洞悉了蒋的盘算,并不进入河南。在这个需要救援的时刻,国民政府以及侵略者日本都放弃了河南,政治进入“真空时刻”,死亡便无可避免地大规模发生。

　　这段似乎已经被遗忘的历史,渐渐明晰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刘震云由此受到极大的震撼,人类历史上那么大规模的灾难,竟几乎被人遗忘,一些亲历者似乎也是“选择性”失忆,不由得千头万绪。

　　“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 

　　“这部小说不能简单地用喜剧和悲剧来定义,它应该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刘震云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温故1942》。

　　“《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灾民、日军、国民政府、美国人……几种势力挤压在一起,他们之间互不见面,但灾难使他们既有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一起做出了一锅“杂拌粥’。对1942年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什么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生存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刘震云认为,《温故一九四二》和其他作者笔下的灾难不同,这部小说写的是怎么面对这个灾难。他觉得是用幽默的态度而不是故作严肃的、追问的、伪知识分子的立场。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老张要饿死了,饿死的时候他没有想起日本人,没有想起蒋委员长,没想起美国人、英国人以及苏联人,他想起了老李,因为老李是他的好朋友,但老李三天前已饿死了。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值了。”

　　“这个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刘震云说。

　　从小说到剧本,刘震云要表达的始终没变:灾民面临死亡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窥探出太多关乎民族性的思考。正是被这部小说打动,冯小刚对民族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也就是从那时起,这部小说让冯小刚和刘震云在时光荏苒中,不停地酝酿探索,并最终将它拍成电影,搬上了大银幕。

　　从不可能到可能 

　　从小说到电影,《一九四二》酝酿了近20年。在冯小刚看来,命运其实很厚待《一九四二》,“如果那时我们凑个两三千万元,勉勉强强捉襟见肘地拍了,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一九四二》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刘震云也一直没有停歇,不断地在调整这个剧本,修改了差不多20稿。期间,国民党在台湾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又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陈水扁也成了阶下囚。“历史在不断地往前走。”冯小刚说,“这些其实给了我们去看这个历史的方式,就是你不能够下一个特别武断的结论,因为你不知道最后是什么样。”

　　从电影的筹备开始,冯小刚、刘震云身边的人几乎都认为不可能拍成电影,因为正如刘震云所说,“并不是这个小说不丰富,它太丰富了,并不是你看到的电影和小说的不同,这个不同不是近20年它由不成熟到成熟,那是因为电影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特别是《温故一九四二》跟电影。”

　　因为《温故一九四二》是一个调查体小说,它不对具体的人物、故事、情节和语言负责任,小说中作者描写的就是一个人,他是饿死的300万人的化身。这是《温故一九四二》所不同于别的书的地方。作为一个调查体的文学作品它是成立的,但到电影它就有局限性,电影不可能把300万人全都拍出来。电影要求到很具体,电影必须有人物、有故事、有起承转合的情节。而这些原来的《温故一九四二》是没有的。

　　可以称之为“因祸得福”,正是有了这近20年的筹备,剧本更加成熟,拍摄时机也正合适。在此期间,王朔也在不停地为冯小刚和刘震云打气鼓劲。王朔曾对冯小刚说:“作为一个导演,你真的需要有这么一个电影。而且拍完这个电影有一特别大的好处——你就可以没有任何精神负担了。”

　　刘震云谈起王朔的支持,也很感慨,因为当初正是王朔把《温故一九四二》推荐给了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一次次下马的时候,也是王朔坚定地认为这电影一定要拍。他更是曾对冯小刚说过如果经济上损失了,“我给你写个喜剧再把钱赚回来”。

　　“拍《一九四二》也是我为我们的民族尽了一份力” 

　　这是一部严肃的民族性电影,探讨的是史实,拷问的是心灵。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跟小刚一直觉得要特别注意表达上的节制。”刘震云说,“所谓节制,就是在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过多的台词和表演。在面对《一九四二》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创作者的任何一种态度都是站在70年后优越的生活里揭灾民的伤疤,这是非常残忍的。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就说过,真正好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倾听者。”

　　但参演《一九四二》的演员则是另一番感受。

　　“《一九四二》代表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坚守。”电影中扮演“老东家”的张国立说,“一天到黑除了早晨四五点钟给牙上涂的那一点油彩之外,什么都没有吃,太容易流下泪来了。”

　　饿殍遍野,满是泥巴,大量的群众演员,全部都扮成难民,置身于那样的环境之下,演员们无论是谁都无法将个人情绪转移,“会很可怜自己。”张国立说。

　　在电影中饰演“花枝”的徐帆讲起拍摄场景,也感叹“苦到麻木”,但是她真正说的是心灵上的触动,是真正入戏的“苦到麻木”,这也是刘震云所说的,那种人在极度饥饿下的所展现出的“麻木劲儿”。

　　在多次首映式上,刘震云都谈及影片主旨:“《一九四二》中的老东家,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走完了逃荒路。两个陌生人瞬间成为亲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这微弱的人性光芒,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会灭亡的原因。”冯小刚也表示,“拍《一九四二》是我为我们的民族尽了一份力。”

　　“电影就两个价值,一个是认识价值,一个是娱乐价值。《一九四二》有什么样的认识价值呢?就是认识我们的民族性。”冯小刚说。

　　(部分内容据媒体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