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燕园

北京大学红楼大教室，鲁迅曾在此授课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文学”的定义，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育方式。

　　“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与情怀，确实有其特殊性——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这一点，与自然科学（如核物理）很不一样，在那里，极少自学成才的例子，没受过高等教育，基本上就“免开尊口”。对于这么一个门坎很低、但堂奥极深的“专业”，描述其展开“教育”的过程与方式，思考其利弊得失，不无裨益。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学科建构”、“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

　　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而对于教授而言，每堂成功的课，都是一次与听众合力完成的“表演”。课堂的魅力，一如舞台，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重复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即便上同一门课，会根据学生的趣味及需求做适当的调整，同时融入自家的感情。能把文学课讲得让人着迷的，大都具备以下特征：教案精彩且能临场发挥；兼及教书与育人；学术上具有前瞻性；顾及学生感受。至于今人津津乐道的“教学法”（如讲课时如何动静结合，以及怎么制作精美课件等），基本上可忽略不计。

　　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还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状态。第一是表演，第二是氛围，第三是对话，第四是回味——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加上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共同酿就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北京大学的文学课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查1917年北大中国文学门课程表以及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起码可以使我们明白：一、“文学史”成了中文系的重头课；二、中文系学生不能绕开“欧洲文学”；三、“近世文学”开始受到重视；四、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如今也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需要说明的是，“小说”课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员，最初设计为系列演讲；直到1920年秋冬鲁迅接受北大的聘请，正式讲授“中国小说史”，中文系的课程才较为完整。

　　鲁迅在北大讲小说史，这段历史广为人知。我曾引述当年在北大听课的常惠、许钦文、董秋芳、王鲁彦、魏建功、尚钺、冯至、孙席珍、王治秋等九位老学生的追忆，并得出如下结论：“单看这些追忆文字，你就能明白，擅长冷幽默的鲁迅先生，站在北大讲台上，讲述的是‘小说史’，可穿插‘小说作法’与‘文化批判’，还‘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难怪教室里会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讲话是有高度艺术的’，一点也不过分。”

　　至于鲁迅在女高师的授课情况，除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的追忆，还可举出陆晶清的《鲁迅先生在女师大》。据这位1922年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才女称，1923年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鲁迅正式开讲：“课程名称是‘小说史’。但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之前，曾讲授过一学期多些时候的文艺理论，是以所译日本文艺批评家的厨川白村著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着重讲了‘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章。”此后，鲁迅还曾为沈尹默代课，为女高师学生讲过《楚辞》。

　　1924年7月，鲁迅赴西安，在西北大学与陕西教育厅合办的暑假讲习会演讲，这十一次演讲，整理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阅读讲稿，很容易理解其用心：依旧是小说史，只不过更为通俗化。这既是因材施教，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在政治形势险恶的西安，鲁迅的讲授，不像北大课堂那样夹杂许多政治讽喻，就连给下级军官士兵讲演，“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正所谓“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篇》）。也有一些引申发挥，但无关大雅，据王儒卿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述，“鲁迅老师与我们讲课时，讲完《红楼梦》那一部分，他问道：‘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当时许多同学都不假思索，随口乱答。其中一个同学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老师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不爱。’又问：‘为什么不爱？’答曰：‘我嫌她哭哭啼啼。’这一次问答就此完结。我常推想这正是鲁迅先生教育青年改正数千年来以‘工愁善病’、‘弱不胜衣’的美态看妇女的错误思想。所以这一段话永远在我的脑中深印着。”学生记忆中的课堂，大都是专业论述之外的“闲话”。不过，这段关于林黛玉的妙语，很可能是为了活跃气氛，事先准备的。因为，北大法文系学生、听了四年鲁迅“中国小说史”课并帮助校对讲义的常惠，晚年撰文称：“先生在讲堂上曾说过：‘你们都喜欢林黛玉小姐，其实我对她并不怎么样。’学生们都一愣。先生停了一下才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她是痨病鬼。’同学们都笑了起来，先生绷着脸不笑，然后微微一笑。”

　　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的是文学史和小说史，其授课情况，据1926年间就读厦门大学国文系预科并发起组织厦大文学团体泱泱社的俞念远（荻）称：“他自己在讲坛上是不多笑的；可是他的讽刺的新锐语，却使学生不得不笑的。”“他的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管干巴巴的一句一句的读讲义，枯燥无味的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的丰富多彩……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恐怕时间过得太快。”这两段引文，前者出自初刊1936年5月16日《西北风》2期的《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后者则是发表在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二文相隔二十年，但大致印象一致。

　　提及鲁迅的广州讲学，此前更多关注其如何与年轻人接触，怎样鼓吹革命，还有与共产党人的联系等。描述课堂教学的，则来自老朋友许寿裳的《鲁迅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

　　从1920年被北大聘为讲师，到1927年6月正式辞去中大教职，鲁迅的教学生涯并不长，却给学生留下了那么多美好回忆。鲁迅刚去世，昔日老友钱玄同撰文，极力表彰《中国小说史略》：“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其实，不仅著述了不起，课堂上的讲授同样值得夸耀。“课堂”不同于“著述”，有人擅长写书，有人喜欢教学，像鲁迅那样有学问且能讲课的，最为难能可贵。谈及学术贡献，“著述”备受关注，而“讲课”则似乎可有可无。刻意引入若干追忆文字，目的是呈现那些对当年的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声音”。记得小说家王鲁彦有个说法，十分动情，但不无夸张：“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这样的文学课堂，自然值得我们永远追怀。

　　（摘自陈平原：《关于“文学课堂”的追忆、重构与阐释》，载台湾《新地文学》2012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