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晚上7点半开始。6点多，演员都去吃饭了，只有她还留在舞台上，一个人跳舞，一遍一遍，不时停下来指挥工作人员调整灯光音效。她沙哑的嗓音在空的观众席、空的舞台回荡。

　　没有着装也没有化妆，只是音乐响起，灯光亮起，她旋转着，长发飞起舞动，所有空间都被她占满。

　　自8月22日昆明首演，舞剧《孔雀》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城市。虽然门票早早告罄、场场爆满是《孔雀》所到之处的常态，虽然铺天盖地的追访热捧是杨丽萍所到之处的常态，对于自己和团队，她还是近乎苛刻地要求着，技术的问题、演员状态的问题，她一直都在调整。作品她一直都在打磨，她希望更好再好。

　　收官，谢幕？《孔雀》之后，杨丽萍真的不跳舞了？

　　对于反复被问的这个问题，她说，就像《孔雀》表达的一样，冬天总是要来的，凡事都有尽头。我们每天都在衰老，每天都在走向死亡，没人逃得开自然的法则。

　　而对于媒体说她要离开的那个舞台，她认为是很小的空间，甚至不过是鸟笼，因为舞蹈是随时随地的，是生命的需要，她可以在一棵树旁、一朵云下跳，一个真正的舞者，是在心里、在灵魂里跳舞的。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杨丽萍的家乡和出生地。虽然童年的生活在外人看来贫穷而艰难，但家乡在儿时杨丽萍的眼里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巍峨的苍山，秀美的洱海……”

　　村里人都跳舞，因为唱歌跳舞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虽然她也喜欢长辈跳的那些舞蹈，但她总觉得不够。她喜欢观察自然，看一棵向日葵是如何播种、发芽、开花，怎么随着太阳转动；看水里的鱼怎么游动；看蚂蚁的队形，看它们怎么搬家打仗；看一只毛毛虫如何作茧化蝶……后来那些东西都成了她的舞蹈。

　　1971年，西双版纳歌舞团从大理招收了八名演员，其中就有杨丽萍，那年她13岁。“我到西双版纳歌舞团后，整整在乡间生活了十年，那是我最受益的十年。到那些村寨里面，我会去寻找传说中的金湖，我常常躲在水边，等那些孔雀，在它们交配的时节，看它们开屏，翩翩飞舞，观察它们怎么戏水，梳理毛发，我觉得太美好了。我那时候就在想象，它们走过的地方，荷花一朵朵开放，它们在月光下起舞，尾巴长长的就像凤凰……”

　　后来，她去了北京。在《雀之灵》、《月光》里，她用自己的肢体展示了记忆中那些美好陶醉的时刻。再后来，她又离开北京迁回云南。她还是想要寻找那种站在土地上跳舞的感觉，希望舞蹈里有那种纯粹感性的东西。她说：“我的根在云南，我就是太云南了。”

　　1986 年，杨丽萍的独舞《雀之灵》获得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有人问她：“为什么你能获奖？”她脱口而出：“因为我没有对手！”

　　《雀之灵》并不是团里选送的，因为有人认为她的舞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技巧。她自己把录影带送给评委，她独特的风格、视角和创造，以及舞蹈中流水一样的韵味和对生命的表达征服了评委，也征服了观众。

　　在西双版纳，有人说她跳的不是孔雀舞，只因为她不是傣族，可现在，她成了孔雀的舞蹈符号。

　　她的确没有对手，因为她从没有把自己放进那些规则里去比较。她特立独行，也并不是因为要抗衡，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变成那个样子”。

　　1998年，她自筹资金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太阳鸟》获得了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之后的好几年，她倾尽全力去完成另一个心愿：发掘和拯救云南即将失传的民间舞蹈。为了做自己心目中的舞蹈，杨丽萍卖掉了在大理的房子，开始常常出现在商业广告里。很多人认为她能坚持，肯牺牲。她却说：“不让我跳，我真的是太难受。”

　　《孔雀》的序中，杨丽萍扮演的女子在解救笼子里的小鸟时被突然从天而降的铁笼关住，鸟鸣声、嘈杂的车笛声、电话声、传真声响起……这像是一个寓言。

　　她一直是要自由的。小的时候，贫困的生活和闭塞的环境束缚不了她，因为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她找到了内心的快乐；到了歌舞团，体制的弊端和外界的不认同束缚不了她，因为只要舞出了自己就没有对手；再后来，大城市的繁华和物质的诱惑束缚不了她，因为看到心的方向一切物欲的东西都可以轻轻放下……然而她是那么爱舞蹈，舞蹈便成了她的囚禁；她是那么爱一切美的东西，可她挽留美的心成了她的囚禁；她说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旁观者，可是在她旁观这个世界的时候，旁观她的目光织就了她的囚禁……

　　《孔雀》里她一直在思索生命和爱、自由和笼，她把这些思索放在舞剧里，她找到了答案？她还在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