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热潮的涌起，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全面而深入的推进，戏剧创作领域出现了新气象。戏剧创作者们直面时代新变，不停留在以往的成绩上固步自封，而是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转变观念，探索务实、具体的发展思路，在创作观念、剧目建设以及人才培养诸方面进行创新，努力实现着高起点、大幅度的跨越式发展。对类型化创作模式的重新认识、重视剧本创作、努力培养本土人才，成为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

　　类型化创作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类型意识”逐渐清晰，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却是近些年的事情。数年来，“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政论体”话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小剧场”京剧《昭王渡》，以及“惊悚剧”、“搞笑剧”、“怀旧剧”、“情景剧”“职场剧”等字样开始频繁出现在演出剧目的说明书里。这一现象的兴起与持续，至少有创作、观赏与市场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合力主导。因为，类型化创作被重新认识，其意义和价值只能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得到诠释。其实，类型化创作是我国戏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类型化的写作规范和表达模式，满足着人类情感的基本需要，联结着生产者、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支撑着戏剧走过了近千年的历程。而今，这一传统的接续，对于有效地降低创作姿态，确立消费理念，拓展演出市场，改变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那种“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的戏剧创作局面，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流的舞美，二流的表导，三流的剧本”曾经是社会对戏剧创作状况的普遍认识，戏剧剧本的稀缺成为戏剧发展的瓶颈。而戏剧编剧队伍的老化与流失，戏剧编剧收入和待遇的低下，戏剧编剧创造性的劳动得不到重视等，都是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原由。而这些状况在近些年也部分得到或正在得到改变。观众不愿走进剧场的教训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缺乏人文精神的关照，缺乏情感、心理层面与观众之间的联系，缺乏叙事技巧和故事因素的吸引力，戏剧是无法得到社会认同，是走不远的。而编剧的重要功能正是在这种市场需要中被重新认识。莫言、刘恒、邹静之等文学界、影视界的作家、编剧也开始涉猎戏剧创作。他们的话剧、歌剧作品如《窝头会馆》、《我们的荆轲》、《赵氏孤儿》等，也得到了来自观众的热烈响应。也许，我们有理由相信，莎士比亚时代、关汉卿时代，乃及曹禺时代，将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和腾飞，在中国当代戏剧发展史上到来。

　　“飞人”导演、“飞人”舞美、“大制作”等现象得到遏制也是近年来戏剧创作的新收获。随着戏剧体制机制的改革，政府资助方式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戏剧界人士追求“政绩工程”、“名人效应”以及汇演获奖等急功近利的心态，也逐渐变得平和。现在，经营理念的引入，以及成本核算制度的引进，使经营者和制作者的眼光重新回到了戏剧艺术的本体规律上，回到了本土的导演、舞美、表演等人才特长的发挥上。杭州越剧院新近推出的《一缕麻》、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山西话剧院的《背着妈妈去上学》等剧目的制作，依靠的都是本团创作人员的力量。应该说，这样的选择对梯队式培养戏剧人才，对戏剧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都是富有建设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