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孔子，仁和之道有助于中华民族和平发展，成为发达的现代文明之国。

　　世界需要孔子，仁和之道将推动各种文明通过对话不断接近，用爱心消除纷争，促进和解。

　　9月27日至29日，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暨2012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典礼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山东省副省长张超超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 “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的主题，就“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中华元典与现代文明”“儒学与国民教育”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大会采取主题演讲、学术演讲、分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分两个时段组织了一场8人次的学术演讲和三组三场近百人次的分组讨论，营造了良好的学术交流的氛围。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在儒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的比重，40岁以下的学者占到与会总代表人数的1/4以上，为大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儒学的研究、普及培养了新生力量，进一步促进了儒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会者认为，孔子是中国“元典时代”思想家的最重要代表，孔子思想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我们要解决现代化社会的危机，也要重视孔子思想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儒学也必须在“人伦日用”中找寻自己的意义，探求自己的发展之路。

　　高水平的儒学研究、交流平台

　　世界儒学大会是以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举办儒学研究活动，推动各个国家和地区儒学研究的发展，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增强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宗旨而成立的。与会者对世界儒学大会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作了高度评价。

　　韩国中央大学荣誉教授梁承武说，世界儒学大会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儒学研究、交流平台，吸引了海内外儒学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孔子及儒学在世界文明格局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世界儒学大会围绕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儒学思想与社会经济发展、儒学思想的时代发展与国际传播、儒学创新与当代文化建设、礼义道德与人文教化等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研讨和对话，开拓了儒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俞荣根说，文化部、山东省政府联手发起和举办世界儒学大会，是文化强国战略的一个大手笔，也是对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一大贡献。第一，世界儒学大会品质越来越优、影响越来越大。第二，“孔子文化奖”的推选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确保了“孔子文化奖”规格高，荣誉高，文化品位高。第三，世界儒学大会的会议质量稳步提高，学术内涵愈加丰富。

　　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与会的中外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及其伦理对于解决现代社会危机、化解人类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精华，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来构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伦理规范，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俞荣根认为，中华法系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相对于形而上之“道”，法律是形而下之“用”。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同样的道理，法之用也是“和为贵”。“和”是礼的灵魂，同样也是法的灵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牟钟鉴认为，孔子思想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人性中仁爱之心，提倡经由忠恕之道将这种爱心去爱亲友，爱他人，爱万物，推动社会走向太平。中国需要孔子，仁和之道将使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成为发达的现代文明之国。世界需要孔子，仁和之道将推动各种文明通过对话不断接近，用爱心的温暖消除纷争，实现和解。孔子的仁和之道，来自人性，导向文明，它不垄断真理，能够包容多元文化，将来必定大放光彩。

　　新加坡儒学会会长陈荣照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根源在于现代人类的道德危机，这可以通过建立新的普世伦理加以解决，而儒家思想就有足以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极为宝贵的伦理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高瑞泉教授认为，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使其不断依据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回应时代的拷问，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从而在开放中获得复兴。而儒学的真正复兴不但关乎我们民族的复兴，且关乎人类文明的新图景。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涂可国认为，以礼教为基石、以五常德（仁义礼智信）和五常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道德规范，不仅具有建构社会秩序、约束个人行为的功能，它还有激励人、感召人、凝聚人、教育人、指导人的多种作用，能够培养人在社会实践中学会合理的角色定位，学会正确的待人处世。

　　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届大会对中华元典给予了高度重视。专家们认为，中华元典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其意义是广阔而深邃的，需要我们呼应时代需要，在新的深度和高度上做出阐释，将其整合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董金裕分析了“国民幸福指数”与传统《尚书·洪范》中“五福”概念之间的相通之处。他认为可以用“五福”的内涵作为制定“国民幸福指数”指标的参考，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民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探讨了《周礼》与中国的“正义论”问题，认为《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认为，中国儒道元典所集中表现的思想者主体的精神意态，可高度提炼为“恶居下流”“不有天下”和“内圣外王”。其中，“恶居下流”显现出原始儒家代表弱势历史主体来主持历史公道的政治意态，其中蕴含着某些近代启蒙主义的精神元素。

　　将儒家传统的 价值教育补充进知识教育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儒家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的积极性，认为它们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格完善乃至精神境界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呼吁现代学校教育应该学习儒家教育智慧，吸纳儒学元素，重视人格德行养育和价值教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焯然认为，儒家思想能够在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和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中扮演重要角色，纯粹是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和普世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梦溪论述了当今的知识教育与传统的价值教育的区别，认为忽视价值教育造成了今天我们与传统精神理脉间的断裂，必须将儒家传统的价值教育补充进知识教育，从而构成完整的国民教育。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认为，在我们追求道德圆满的过程中，未免会走入偏颇，而通过中国传统的“诗教”和乐教相结合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有着良好的效果和独特的价值。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认为，“大学之道”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成人之道、教行迁善之道。而近代历史的变动使人们疏离了传统，忽视了“大学之道”。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在具有“世界眼光”的同时，还应该强化“中国意识”，认真借鉴传统的“大学之道”，引领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刘宁指出，韩愈是儒家文教的核心典范，其古文写作及“文道观”，对儒家的文教传统有深入的贡献。韩愈之后，古文写作成为儒家养育人格、人文化成的重要手段。今天，如果能从韩愈所开创的古文传统中深刻体会儒家的教化方式与教化精神，对于国民教育中的人格培养无疑会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当下性”是实现儒学创造性转化的动力与源泉

　　与会专家认为，当代儒学研究要进一步发扬传统儒学关注现实的品格，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回应各种社会问题。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李瑞智通过东西方社会的对比，阐释了儒家思想对东西方的影响。他认为东方中国的迅猛发展，使得西方乃至全球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源自孔子传统的新教育及思想标准正在塑造未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付长珍说，儒学既是一种历史既成，又始终关联着当下的境况，“当下性”才是实现儒学创造性转化的动力与源泉，或许这才是我们重新审视儒学时所应坚守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尺度。

　　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刘涛认为，孔子在晚清以来，逐渐被赶下神坛，太平天国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尽管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但它让世人看到了西学东渐这个大背景的巨大能量。被经学塑造过的孔子，难以抵挡晚清这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之后反孔之大势渐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宋志明认为，现代新儒学是“五四”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方向之一。有别于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反省充实的过程。它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积极回应时代提出的要求，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高在锡探讨了《论语》所提示的资本主义新对策，认为儒学在尊重多元化价值的现今社会中，依然是有意义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