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近照

小说《活着》封面

　　“我是一个观众，一个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的观众，但是孟京辉还是给我带来了陌生感。”在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的簇拥下，站在演出结束却余温未消的舞台上，著名作家余华显得兴奋、激动，甚至有些五味杂陈：“我在下面看着，百感交集，不断地抹眼泪，现在眼睛还没干。谢谢所有人！”

　　被誉为中国内地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的余华，1992年9月3日，将一部抒写了真实而艰苦生活的小说《活着》封笔；2012年9月4日，长达3小时零5分钟的话剧《活着》，首次被搬进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20年一路走来，台上各位主创、台下众多观众与余华一道感叹：经历了诸多不易，但我们都在共同努力地美好地活着！本报记者在首演后，专访了作家余华。

　　“没有必要忠实原著”

　　记者：当年看到电影《活着》时，您提出质疑：“怎么不像我的小说了？”那么这一次您如何看待话剧《活着》，之前和孟京辉导演有过什么沟通呢？

　　余华：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管，我不想干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们难免因为对一个东西太过熟悉就把陌生的定义为错的。几年前，我和孟京辉在一个意大利朋友家碰面，他当时说要做《许三观卖血记》，我说可以先做《活着》，之后就全部交给他了。他的想法很多，不断地变化。

　　记者：对于之前读过《活着》原作的读者，这一次也会不由自主地将两者进行比较，对此您怎么看？

　　余华：这是我第一次看由我自己的作品改编的话剧，当年话剧《兄弟》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在北京，没有过去看，后来他们来北京演，我又在国外，所以没看成。我要谢谢孟京辉这个团队，为我们呈现了这么好的舞台表演，采用了叙述特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手法什么都有，但绝对不是抽象的，让我们往情感和人物命运方面联想，而不是往思想哲学方面联想。而且演员的演出让我非常感动，个个情绪都是那么饱满，尤其是我要说，黄渤谢谢你！20年前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直认为福贵是充满乐观精神的一个人，所以才能历经各种苦难挺下来，黄渤将这种最重要的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表演得很辛苦，高强度的演出安排和极繁重的主角戏份对于体力要求很高，接下去还要演10多天，说实话，这不是人干的活儿！饰演家珍的袁泉表演也很精彩，因为表现性格容易，表现内心很难。

　　确实，观众难免会对小说和舞台剧进行比较。这次的编剧张先也是很成功的编剧，他曾经说过小说的成功程度越高改编的难度也就越大。但是这两种艺术形式完全不同，我认为只要能够把自己固有的形式发挥出来就是成功，没有必要忠实原著。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自己心里没有想法的导演才会忠于原著。孟京辉想怎么改都是好的，哪怕是改成《许三观卖血记》也可以。我在伦敦看过一次音乐剧《悲惨世界》。看之前，我就很好奇这么大部头的著作会被改成什么样子。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导演借用《悲惨故事》的故事进行再创作，把舞台剧和音乐剧的形式结合并发挥，类似这样成功的作品还有很多。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今晚之前从未看过这部改编后的话剧，说不知道孟京辉会弄出什么东西来，但您第一次看完后哭了，这么多年后仍然很有感触？

　　余华：《活着》这部小说解放前的段落是在北京写完的，解放后的段落是回到嘉兴写的。如今已经过去了20年，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当时写作时的感觉，但对于这部小说感受非常深。后来因为换了很多家出版社，校对重读时曾泪流满面。记得1998年去国外开朗诵会，要选段落——《活着》是比较悲伤的，《许三观卖血记》是比较幽默的。第一站在维也纳，我读着读着就哭了，翻译也哭了，后来在瑞典朗诵时也哭了。一想到会掉眼泪，再开朗诵会我就坚决不愿意选《活着》。《兄弟》也是如此，我在写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修改时痛哭流涕，边上全是纸，因为几万字是几个月慢慢写完的，修改时则要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