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既是诗人田禾的“逃离”之地，也是他“皈依”之地。正是这种“逃离”与“皈依”的宿命般的纠缠，让为人为诗从来不着意显山露水的田禾日益显露出他的峥嵘。

　　“去过很多村庄。从一个村庄出发/顺着一根血缘的藤摸去/大姑爷、二舅、四姨、六表叔/都长在藤上。”（《去过很多村庄》）田禾用“一根血缘的藤”来描述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可以借用这根“血缘的藤”来理解田禾与乡土的关联。

　　田禾诗中有朴实、淳厚的乡情：“一颗葡萄是我最小的故乡/我用指尖丈量她/抚摸她完整的血脉和皮肤”。（《葡萄架下》）这种乡土是有情趣的：“清晨喂鸡鸣半两/夜晚喂月光三钱”（《养鱼》）“在这个深山的工棚里，一场雨/聚集了那么多的陌生人/他们彼此点头、微笑，用眼睛说话/像一群临时的亲人”。（《避雨记》）这些诗作，流淌着一种朴实的生活气息，标记了诗人的乡土印记——他始终是有乡土身份意识的诗人。乡村中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能以一种很本色的形态进入到他的诗歌文本。破败的茅草屋土坯房、庭院中的葡萄架、平原与麦地、四野的谷子与棉花、阴森森的坟地、吊脚楼与老水井、平静的池塘与细小的河流、水草与河边的野菜、生产队里的破钟、丢失在路边的一棵麦穗、一应农具与家什、秋后栽种的油茶与桑麻、深山的工棚和废弃的榨油坊，诸如此类的意象反复出现在田禾的诗中，构成了他“乡土”的物质形态，也烙印出“乡土中国”的文化象征。

　　田禾的诗，往往以一种素朴、冷静到冷漠的笔调，细碎、繁琐的物象，营造一种“具体化”的写作效应。《摆摊点的民工》《兄弟分家》等诸多诗篇都运用了“具体”的写法。这种带一点点残忍的“具体”，似乎更能直逼历史的真相。中国的乡土经验，总是伴随着挥之不尽的苦难意识；田禾的“具体化”写作则让“苦难”呈现出浮雕的形态。这正体现出诗人的艺术法则，诗也因此获得了历史批判的力度。田禾的乡土诗的现代特质，就隐含在日常经验的“寻常”叙事中。就田禾对中国当代乡土诗创作形态的探索与贡献而言，“具体化”写作经验值得引起文坛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