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公众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总体认知与态度，它不仅表现为国内民众对该国的总体认知与态度，更表现为国外民众对这个国家的总体印象与评价。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而形成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力量。而其间，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亦是国家形象建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在国家软实力提升和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如何建构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实施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战略，对增强国家的文化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十分突出的意义。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缆绳，它是一条绵延数千年不断的红线。正是这条红线，把整个中国文化统一了起来。中国的书法艺术沉积着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的缩影。中国书法艺术既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中国书法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文化之玄妙，恰好是世界各国所缺乏的。这诚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文化学者许嘉璐先生所说：“书法走向世界是当今世界的需要。中华文化一贯强调身和心的协调、人与人的和谐、国与国的和睦，这些观念恰是拯救当今世界的一剂良药。而这种文化的理念是通过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体现出来的，例如文学、诗歌、哲学等，其中也包括书法。中国的书法正是中华文化核心理念的一种生动的形象的体现。中国书法的元素，以及书法所写的内容，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平衡、多元化的理想。”

　　当下，处在国家形象体系建构中的中国书法艺术跨文化传播，呈现的问题首先是中国书法艺术严重的“他塑”现象。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文化艺术话语格局中，中国书法艺术很多时候只能被“他塑”为“东方的”、“残缩的”或“封建与极权体制下”的“沉默他者”。中国书法艺术界的“含混”和“失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西方的舆论机制将中国书法艺术进行前述的那些“定型”，使中国书法艺术处于“被塑造”的不利境地。在这些国际文化艺术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中国书法艺术基本处于被动的局面。另外，中国书法艺术的跨文化传播在“自塑”过程中，也存在着主体性严重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甚至错位等诸多问题。一方面，在国际文化艺术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中国书法艺术”多是“沉默的对话者”。很多时候是有“对话者”之名而无“对话者”之实，缺乏对自身文化形象建构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中国书法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依然宣传色彩浓厚，跨政体、跨意识形态、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观念滞后，传播途径单一，传播效果不佳。这些，都严重制约着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世界的进程，从而弱化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制约了中国形象的提升。

　　究其问题的根源，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首先，国外对中国书法艺术形象的塑造和研究依然摆脱不了“本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正如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林所说，“在这个世界文化话语体系中，这个研究的主体是西方，客体是中国”，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凝视暴力”，并导致了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世界步履维艰。其次，中国部分学者虽然开始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却又往往走入了借助西方话语系统去“发声”的误区。于是，在“争夺国际文化艺术话语表达权”的过程中，依然缺乏清醒的“主体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如何在中国书法艺术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过程中得以体现，依旧是我们需要正视的突出问题。

　　为此，我们要在增强国家软实力，建构良好国家形象基础上尽快制定并实施中国书法艺术的跨文化传播战略。首先，突破西方“本文化中心主义”的桎梏，确立“文化相对主义”，即对某一文化的评判并不以另一种文化的标准来衡量的基本原则，在跨文化传播的视域中重新考察中国书法艺术整体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问题。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世界中央的后发大国，如何站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路线图”的双重维度“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书法艺术理念、讲述中国的书法艺术故事、建构中国的书法艺术形象”是我们力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其次，探究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书法艺术传播的当代意义，建立中国书法艺术的世界审美价值体系。这意味着我们要用跨文化传播的理念重新考量中国书法艺术在人类发展历程上的新内涵。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因为过去数百年的战乱积弱，我们已丧失了20世纪的文化话语权，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再放弃或错失21世纪的文化话语权。为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充分体现人类普遍文化艺术审美价值的中国书法艺术价值体系。最后，制定卓有成效的中国书法艺术传播战略，寻求中国书法艺术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我们要从国家软实力战略，特别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统观”视野来尽快制定和实施中国书法艺术传播的“国家战略”。特别是要从跨文化传播主体、跨文化传播内容、跨文化传播路径、跨文化传播效果这四个方面全面设计出中国书法艺术跨文化传播战略的实施路径和操作方法，实现中国书法艺术融入世界并走向世界的真正意义上的“有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