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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钢:现实题材影视剧是我最喜欢的类型

时间:2012年09月10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

电影《大撒把》剧照

  ■ 表现当代的人、当代的事的影视作品总是最难创作的,因为要得到最普通观众的认同,容不得半点儿胡编乱造——你必须脚踏实地地去体验、去思索、去加工,才能创作出最真实的作品。

  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最缺少的就是既好看,又具备一定社会深度的影片。很多国产商业电影看似热闹非常,实则空洞乏味、言之无物,就如同一支麻醉剂,除了感官刺激之外,很难再给观众带来什么收获。我希望自己正在筹划的几部当代题材电影,能够让观众获得更多的感悟。我认为自己的新电影应该会比当年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大撒把》更加深刻,因为今天的北京给我的触动比当年更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人们的思想看起来比今天更加活跃,因为那时人们正处在肉体与灵魂刚刚获得解放的“狂欢期”,大家会淋漓尽致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所以那时的《顽主》《大撒把》等现实题材电影才能够展现出一种大时代变革的感觉。虽然从表面上看,今天的北京人不再像20多年前那样喜欢忧心忡忡地思考了,但实际上大家都把自己的思考憋在了心里。如今的北京人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困惑,只不过因为大时代变革的“狂欢期”已经过去,大家变得更加冷静、更喜欢隐藏自己的想法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才显得没有20多年前那么精彩了。但是没关系,只要人们心里还有危机与困惑,电影艺术的创作空间就会无限广阔——我反倒觉得通过深入发掘这些隐藏着的危机,更有助于创作出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

  现在回头来看,尽管《顽主》《大撒把》《站直啰,别趴下》等一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品的现实题材电影并没有像《黄土地》《红高粱》那样为中国电影争得多少国际荣誉,但它们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那批影片真实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忠实而深刻地纪录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因而与寓言式的《红高粱》相比,那些现实题材影片更敢于直面社会现实,也更能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

  我总是说,现实题材作品是最难拍的。我接触过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与现实题材相比,他们更愿意创作历史题材,因为历史谁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只要描摹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在拍《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导演阐述,名叫《画鬼容易画人难》。画鬼容易,是因为谁也没见过鬼,随便你怎么画,你说鬼是什么样,鬼就是什么样;但画人就难了,人是大家最熟悉的生物,你画的人既要形似,又要神似,差一点儿观众都会觉得虚假,这才是最困难的。影视作品也是一样,表现当代的人、当代的事的作品总是最难创作的,因为要得到最普通观众的认同,容不得半点儿胡编乱造——你必须脚踏实地地去体验、去思索、去加工,才能创作出最真实的作品。我这个人就喜欢迎难而上,现实题材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类型,因为创作现实题材时,你会有机会琢磨很多东西,并且将自己最宝贵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融入到作品中去,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

  好看的电影分两种,一种是纯娱乐性的,大家看过后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还有一种是能够打动人心灵的,这种电影不一定非常热闹,但一定会通过最真实的情感去触动你的神经。比如说,有观众告诉我,自己年幼时看《大撒把》,觉得那只是一部喜剧片,但当自己长大后再看时,才发现它还是一部十分动人的文艺片。《大撒把》这样的电影,你有怎样的生活经历,就会有怎样的理解,但不论你经历如何,终归都会喜欢它。如今的电影越来越市场化,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影院更认可的是那些纯娱乐性的电影,而对那些稍显平淡、艺术性比较强的影片却比较忽视,但中国电影要真正实现良性健康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影片都应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谈完电影,我还想谈谈电视剧。从2002年开始,我的工作重心就放在了电视剧创作上,这十年间除了一部带有帮忙性质的主旋律影片《权力有限》,我没有执导过其他电影。我暂时离开电影圈的时候,中国电影正处在低谷,但当时电视剧的状况也比电影好不了多少。十年间,我拍了《亲情树》《天下第一楼》《荀慧生》《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几部电视剧,数量虽不多,但自问都是按照电影的高标准来打造的。很多人觉得电视剧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艺术,远不及电影精致,但我认为电视剧能够清晰地表达很多电影讲不透彻的东西,只要创作者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再遇到一个懂艺术的制片人,电视剧的艺术品质完全不会低于电影。然而可惜的是,我觉得这十年间,国产电视剧的数量虽然越来越多,但整体质量却有所下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电视台收购电视剧时只认主演的名气,而对剧集其他方面的要求不够严格——这也直接导致了制片方只重视明星大腕,而忽视剧本、导演技法等更加本质的东西。另外,一些制片方为了保证收视率,往往会忽略艺术的真实性,这是我难以容忍的。比如我曾接拍过一部电视剧《阮玲玉》,进组后我才得知,制片方为了画面光鲜好看,希望我拍出一种十分奢华的格调,但我之前做过很多功课,很清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并没有那么纸醉金迷,阮玲玉那批人应该是特别有理想、思想很开放的有为青年,他们绝不会过那种声色犬马的生活。我很不认同制片方的理念,所以即便签了合同,也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剧组,因为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家,一定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夏 钢(著名影视导演)

  (中国艺术报记者李博采访整理) 


(编辑: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