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教育家、书生信念

　　——记中国思想史专家张岂之先生

　　学 者

　　张岂之先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40年代末，他接受了系统的现代高等教育，并在实践中成为一个学派的继承者和带头人，这也是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近年来，在“国学热”的背景下，有人称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60余年的张岂之先生为“国学大师”，但张先生并不赞成在当代使用“国学大师”的提法。他说，20世纪自王国维以后，我国没有所谓“国学大师”，这并不是说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说，现代教育不同于传统的科举教育，“国学大师”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时代土壤。

　　学派不是中国现代独有的现象。不仅中国古代有，西方也有。西方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曾使用“学术共同体”一词来称呼“学派”，库恩指出，“学术共同体”是多等级的，最大的可以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而最小的可以是每个专业领域内所包含的不同派别。他还指出了学派对学科发展方面的贡献，它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就中国思想史学科而言，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历史学家侯外庐为核心，形成了以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人组成的学术集体，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学术集体在侯外庐独立完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之后，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一、二、三卷，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学术集体增加了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韩国磐等老一辈学者及年轻学者杨超、张岂之、李学勤、林英、何兆武等人，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中篇幅最大的第四卷，修订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自1946年撰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1961年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完成，历时15年、长达260余万言的巨著得以问世。该书淹博严谨、自成体系，充分显示了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色和风格。张岂之先生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跟随外庐先生读研究生，直至“文革”，始终不离左右，由这个学术集体年轻成员，成长为学术中坚和带头人。

　　在遭遇“文革”的停滞后，从1981年开始，侯外庐主编出版了《中国思想史纲（下卷）》（1981），《宋明理学史》（1984-1987）两部著作。前者，张岂之先生是主要执笔人和统稿人，后者，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是共同主编，张岂之先生是全书统稿人。在此之后，张岂之先生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思想史卷》（1989）、《中国儒学思想史》（1990）、《中国思想史》（全本和简本1989、1993）、《陕西通史·思想史卷》（1998）、《中国传统文化》（1994、2005）、《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1996）、《中国历史十五讲》（2003）、《中国思想文化史》（2006、2007）。

　　在这一系列涉及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中，《宋明理学史》是一个转折。在20世纪80年代初，侯外庐先生已经不能工作，邱汉生先生的视力也几乎无法阅读，张岂之先生与邱汉生先生密切配合，顺利完成了《宋明理学史》的写作出版。从《宋明理学史》之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专业作为全国重点学科，在张岂之先生的领导下，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不断扩大，使这个学派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达到天时地利人和。而六卷十三册本《中国思想学说史》是在张岂之先生领导下，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共同浇灌一个果实。这和早期侯外庐学派相比，是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也是张岂之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学科的一个重要贡献。 

　　应该指出，由侯外庐先生开创、张岂之先生继承和发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集体，其学派特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当年外庐先生将其概括为“有所超越”、“判然有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超越与创新，后来张岂之先生又概括为“兼和、守正、日新”的学术理念，它成为这一学术集体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而以社会史为基础、融社会史与思想史为一体的研究方向更是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一条主线，至今仍有指导意义。